急求 钓鱼台 香烟的由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任副会长)

“钓鱼台”香烟的由来

1991年初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云南昭通卷烟厂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郑重地从昭通卷烟厂厂长孙玉胜手中接过一张1000万元的捐赠支票。曾任中国驻英国特派全权大使、如今外交家风采依旧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柯华走上讲台，用他的广东味普通话发表了我所听到过的最简短的演讲：“吸烟对身体没有好处，我劝大家不要吸烟。但是，吸烟对扶贫有好处。所以，如果你要吸烟，请吸钓鱼台牌！”简短的讲话，赢得了会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不仅包含着对柯老诙谐话语会心地回应，也包含着对昭通卷烟厂所给予中国扶贫基金会大力支持的真诚感谢。

基金会成立之初，得到了烟草行业的鼎力支持。福建厦门的华美卷烟厂、广东普宁卷烟厂等都给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数额不小的资金捐赠。这其中，我会开创时的几位会长、副会长以及理事马尔赤、刘维灿等功不可没。

云南盛产烟叶，一个又一个的卷烟厂不仅支撑起广大烟农的生计，也支撑起了地方的财政。一个名牌香烟，可以给当地带来巨大的财富。昭通卷烟厂就很想创出这样一个名牌，于是，向中国烟草公司提出批准生产一个甲级品牌香烟的申请。钓鱼台是国宾馆，如果以钓鱼台的名字命名香烟，而这种烟只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商品柜台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国宴的餐桌上，自然是身价不凡。基金会的副会长柯华找到国宾馆的负责人，他的老朋友，动员说服国宾馆为扶贫贡献“钓鱼台”这个名字做香烟品牌；又由理事马尔赤以他的影响促成“钓鱼台”牌香烟品牌的批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昭通卷烟厂能够为扶贫做多少贡献呢？

一天，基金会何载和李敬二位副会长来到昭通卷烟厂。厂领导见到二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北京远道而来，给予了热情地接待。老同志提出，由基金会出面，为昭通卷烟厂争取一个甲级香烟的品牌，也请烟厂考虑如何为支持扶贫做点贡献。厂里又是为老同志设宴接风洗尘，又是为老同志安排参观游览，就是不对他们的提议正面作答。看看老同志住得安稳，该厂又安排老同志到周边的贫困地区走走看看。日子一天天过去，能去的地方去过了，该请的酒饭请过了，老同志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如何能动员老同志打道回府呢？于是，厂长又一次设宴，名曰为老同志饯行。其意思再明白不过，这是下逐客令呢！可是，老同志还是住着不走。这回厂长坐不住了，赶紧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

此后，才有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捐赠会，才有了“钓鱼台”牌香烟的问世。

参考：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我的扶贫历程(8)》

-----华 克

郑文凯是副部级干部吗

郑文凯是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2017年9月28日通过会议选举当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是属于投资运营机构职位，不明确行政级别。所以不是副部级干部！

个人扶贫基金怎样成立

为了更广泛地筹集贫困地区开发所需要的资金然依靠政府这条主渠道的同时，还需要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开辟扶贫资金的第二渠道。1989年3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它的宗旨就是扶贫，促进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为一切关怀、支持和热心于中国扶贫事业的海内外各级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提供良好服务，接受海内外热心

支持中国扶贫事业的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现金、实物、及技术援助，增强与国内外民间组织的友好合作。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时，由李先念担任名誉会长，黄健、费孝通任名誉副会长，林乎如、李人俊、项南同志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李先念

在成立大会上对基金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条，国外赞助的钱可以吸收，但不要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到处化缘，要有另人的志气；第二条，筹集到的资金包括拨给贫困地区的款项，不得挪作他用；第三条，贫困地区归根到底要依靠那个地方的群众，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村牧副渔各业生产，否则永远不可能改变贫困面貌。项南会长在讲话中将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概括为：“只服务，不营利；只帮助，不代替；多造血，少输液；多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立；要致富，靠科技。”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全体同志就是在这个方针下，怀着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群众的深厚感情，奔走呼号，以自己的行动，树立了讲民主、讲实际、讲简朴、讲效率的好风尚，为我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1996年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了1亿多元的资金，为开展扶贫事业创造了条件。这些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各类项目百余项，直接投入扶贫资金6660多万元，牵线搭桥引进资金3.74亿元，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上曾这样评价基金会的工作：“经过边疆年的努力，基金会已经初步开拓了筹集扶贫资金铁新渠道，开创了民间社团参与政府扶贫工作的新局面。这是有广泛深远意义的新开端，也是基金会最大的成绩。”

中国扶贫基金会现任会长是

65、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中国老促会）是经国家批准于1990年成立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它是由热心于老区建设的老干部、老将军、老专家为主体组成的。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老区人民服务。它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在党的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面向老区，服务老区，努力为老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老区人民的贡献，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深入老区调查研究，反映老区人民的要求，提出政策性建议；帮助老区开发，为老区建设提供咨询服务；牵线搭桥，为老区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建设项目；接受国内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赠，扶持老区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疏通渠道，为老区的产品和劳务开拓市场；开展老区妇女工作，提高妇女的素质；加强联系、交流经验，互相配合，共同促进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老促会成立以来，积极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方针政策，为老区建设做了大量的实事。几年来，中国老促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面向老区的重点，在“调研、宣传、促进、帮助、培训、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为老区引进9732万元人民币，8亿多美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860多万元人民币，500万元港币，325万日元，土地100多亩；联系立项工程25项，引进先进科技9项；兴办希望小学16所；捐赠图书10万余册；为12个老区省培养县、乡级干部900多人、技术干部2000多人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老区的两个文明建设，而且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老区建设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了老区人民的欢迎和好评。现任会长是杨成武将军。

与此同时，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老促会，成为老区建设和扶贫开发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扶贫协会副会长张玉和简历

张玉和1929年生，沈阳人。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专修班，专攻花鸟擅画梅，世界书画家协会（加）理事长辽宁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省分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辽宁老干部大学中国画教授、全国美展现代书画作品联展"金奖"。第一届爱心杯全国大赛获金奖评为神品段位。全国书画联谊赛一等奖。全国迎香港回归祖国书画展获金奖。中国书画艺术精品交流展最高荣誉奖，《和平之花》国际金奖。多年来先后应邀到广州、桂林、西安、延安、深圳等十几个省市书画个人展在名家笔会交流中，颇受赞誉，电台、电视台、各大报刊专访志题播报，国内外大型辞典先后选载，并出版了《张玉和画集》等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理事成员

1、会长：袁文先

2、副会长：刘福合、裴希更、黄忠明、何俊才、文若鹏

3、秘书长：文若鹏

4、副秘书长：王虎、洪海、王宏、王全胜、高健、张继承、余朝霞

5、综合办公室：王毅

6、监督巡查室：彭胜峰

7、政策研究室：徐明

8、产业发展部：王全胜

9、会员管理部：李盟

10、科技应用部：张继承

11、网络宣传部：余朝霞

扩展资料：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主要职责：

1、开展产业开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

2、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

3、为会员分忧解难，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

4、兴办经济实体，进行有偿的咨询协调工作；

5、接受政府委托交办的业务。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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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该省一分省一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较真的慈善家：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和时间赛跑：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真实成本不止3%？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联系：型面包车。

“史上最苛刻”：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超低管理费：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曹德旺简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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