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常住人口2021年(600408)
西安常住人口2021年(600408)
炒股太难？小编带你从零经验变为炒股大神，今天为各位分享《「西安常住人口2021年」600408》，是否对你有帮助呢？
本文目录
来源：【红网-时刻新闻】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李慧芳 报道
曾经，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荣耀，北上广深的城市人口也在过去几十年里得以迅速扩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228.1万人，年平均增长22.8万人。
但近日随国家统计局2021年人口数据之后发布的全国各城市人口数据中显示，2021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开始放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中，有14个“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人口增量超10万人。增量排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武汉120.1万、成都24.5万、杭州23.9万、西安20.3万、南昌28.25万、长沙17.85万、青岛15.1万、济南13.36万、郑州12.52万、宁波12.4万。
为什么人口流量不再追捧北京和上海，而开始选择去往“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呢？
有分析师认为，这意味着，老牌一线城市人口告别了超高速增长时代，一些内陆省会城市人口开始领跑正向增长，人口的骤变正在推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巨变。那么，在这场巨变中，老一线城市将如何保持持续性发展？“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又将如何破译其中的“人口流量密码”？
北上广深:
“人口规模”转向“人才选择”
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在这一年里合计增加12.48万人口。其中，广州增长了7.03万人，深圳增长了4.78万人，上海增长了1.07万人，北京则减少了0.4万人。
分析原因，专业人士认为这与北上广深控制人口总量的行动有关，四大一线城市目前人口总量已经极为接近其上限规划，人口增量余额分别依次为111.4万人、10.57万人、118.94万人、131.84万人。“在剩下不多的名额当中，北上广深肯定希望吸引一些更高端和必需的人才。”
这从近年来北京上海的人才落户政策可见端倪。2020年9月，上海对“双*”高校的应届硕士、博士以及上海交大、复旦等高校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者放开落户申请，北京也鼓励清华、北大等七大高校本科毕业生在首都安家落户。
分析人士认为，此类高端人才本身稀缺，不足以拉动城市的人口的巨量增长，但高端人才的引入，却将进一步优化一线城市的人口结构，实现其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调整城市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面临的问题，需要成功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北上广深老牌一线城市相对高居不下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是不少人选择“回流”“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的原因。BOSS直聘研究院在早前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就显示，00后对二三线工作城市的青睐明显上涨，与90后和85后对比，偏好比例分别上升8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
新一线城市：
厚积薄发，产业带来人口集聚效应
与此同时，“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却成功抢抓了此次人口回流机遇，厚积薄发，以产业发展带动人口流向。
以武汉人口暴增为例，武汉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培育行动计划，使得2019年至2021年三年时间全市高企年净增数分别为881家、1842家、289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服务。同时，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三大万亿产业集群更促成了其一批新兴业态加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相关行业人员涌入。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认为：“创新科技企业在这些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集聚，吸引了不少相关人才进入，也使得留下在这些城市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相关机构分析，武汉在此次人口统计中得以暴增，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应该是受2020年武汉疫情影响。“疫情下很多工地、企业关闭，一些人还没回来或者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时还没满足‘居住半年’登记条件，而在2021年武汉又满血复活后，人员大量回流，这也是人口暴增的因素之一。”
除了产业发展带来人口增量，各地加快打造“强省会”战略也是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如南昌就在“强省会”行动当中对全省人才、人口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贵州也出台了《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确保贵阳到2025年成为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首位度达到27%以上、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幸福指数，加上受疫情和各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专家认为，这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目前正处于人口加速集聚阶段，仍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期。
长沙：
2021年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前三
在这些“新一线”城市中，长沙作为中部省会，2021年新增人口超17.85万人，在全国位居第六。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沙常住人口数1004.7914人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04万人相比，增加300.69万人，增长42.71 %，年平均增长率为3.62%。
同时，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5846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9138人上升为27453人。“这个指标的进步，意义很大！”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侯俊军指出，近几年长沙人才净流入占比稳定，人才总量由2017年的110万增至2021年280万，2021年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前三，高精尖人才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达95%，“人才吸引力指数”跃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一：“人才是会跟着人才走的。长沙市这些年来一直在引进方面下力气、出实招，产生了很好的人才集聚效应，所以人才越引越多，越引越好！”
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合作在2022年5月17日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指出，流向长沙的人才主要来自4个一线城市和5个湖南省内城市，人才流入主因生活成本低、文娱产业繁荣、“新国潮”崛起、“夜经济”盛行、城市就业和城市魅力提升：“2020年长沙房价收入比仅8.6，远低于其他重点城市，作为‘房价洼地’的长沙更能满足人才安居的需求。”
长沙近年来因文娱产业繁荣、“新国潮”崛起、“夜经济”盛行等成了吸引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城市。
人才兴则城市兴，长沙深谙其中道理。在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放缓之际，长沙正抢抓机遇，破译“人口流量密码”聚集人才，在“强省会”战略和人口回流双重加持下，努力成长为一匹突破重围的“黑马”。
也就在今年4月底，长沙市重磅发布《长沙市争创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若干政策（试行）》，从全球招揽*英才、创新树培产业帅才、广泛集聚青年俊才、培育壮大技能匠才、加强创新创业支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等7个方面，提出了45条具体措施。
这被认为是长沙在原有人才聚集政策上的一次全面升级！侯俊军认为：“人才是所有工作关键中的关键。人才的集聚，是长沙发展的基石，是强省会战略的重中之重。而新的政策进一步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和教育卫生等重大民生领域，含金量更高、普惠面更广、突破性更大、操作性更强，充分彰显了长沙市委市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释放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强烈信号。”
今年40岁的黄先生曾在北京生活工作了12年，有一家自己的农业科技公司。“我是2016年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总的说来有多种因素吧！但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当时的北京有更好的资源和平台助力公司发展，但最终因孩子上学、户口、住房、老人以及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等诸多因素，黄先生在和家人商量后果断选择了将公司搬回老家湖南长沙。“长沙这些年对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和投资者支持力度挺大，回来这些年，我的家庭和工作都实现了我们的期望值，真正的安居且乐业。”
与黄先生不同的是，段思倍先生则是因为其所在公司CSDN的总部由北京迁往长沙而来到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他认为，这些年长沙借助世界计算机大会举办地的平台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打造IT产业高地，吸引了大量公司入驻，也引进了不少相关方面人才，从而促进了湖南I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生态繁荣。“良好的行业生态将会是吸引人才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长沙还是一个极具幸福感的城市，这里美食遍地，房价又低，而且生活便捷性极高。”
正如段思倍先生所说，为推动软件产业创业发展和吸引更多*人才聚集，长沙市政府发布了三年行动计划，从软件产业发展的目标、布局、任务和保障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和规划。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长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企业数量达到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为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从北上广深又多了一个长沙选项。”
与此同时，长沙多年保持相对稳定的“低房价”，积极发展高新产业及智能制造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不断完善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加上相对宽松的户籍政策，以及正积极推出的“强省会”战略等，都使得长沙正成为一座极具幸福感的宜业、宜居理想之城。侯俊军认为，倘若长沙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人才引进的良好态势，并致力于帮助人才在长沙产生很好的科研和产业成果，让成果与长沙的产业发展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人才引进、成长、留下来的粘性，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长沙，能在未来持续*掌握“人口流量密码”，成为新一轮人口增量排位赛中的“黑马”！
本文来自【红网-时刻新闻】，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智通财经APP讯，ST安泰(600408.SH)公告，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12亿元，其中，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新泰钢铁”)累计出资6.24亿元，持有标的公司52%股权;公司累计出资5.52亿元，持有标的公司46%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投资”)出资2400万元，持有标的公司2%的股权。
据悉，标的公司为扩大资产规模，拟进行增资扩股，增加注册资本8亿元，由新泰钢铁以其持有的上海晋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晋泰”)75%的股权(“标的股权”)全额认缴出资，将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0亿元，公司放弃本次对标的公司的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新泰钢铁拟与农银投资实施债转股，新泰钢铁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增资完成后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农银投资，以抵偿相应的新泰钢铁对农银投资的未偿债务。
公告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安民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的股权，故公司与新泰钢铁构成关联方。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20亿元，其中，新泰钢铁持有其71.2%股权;公司持有其27.6%股权;农银投资持有其1.2%股权。
西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发布西安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含西咸共管区)1316.30万人。
其中，男性人口672.13万人，占51.06%;女性人口644.17万人，占48.94%，性别比为104.34(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人口城镇化率79.49%。人口出生率8.44‰，死亡率7.51‰，自然增长率0.93‰。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15.98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07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50.09万户，比上年增长11.5%。年末累计在册各类市场主体269.02万户，增长10.7%。(记者 张维)
21世纪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 陈洁 实习生 李泽慧 杜博涵 广州报道
过去10年，14个“双万”城市（即人口超过千万、GDP超过万亿的城市）均实现人口增长，但最近数年的人口增速却呈现明显差异。
这14座“双万”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
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自2016年达到*的2195万人口之后，北京市人口连续4年下降，最近10年常住人口增速仅为11.63%。其他三个直辖市最近10年常住人口增速也在“双万”城市中垫底，其中上海增长8.04%，重庆增长11.12%，天津增长7.17%。
与之相比，中西部强省会迎来“黄金时代”，西安、郑州、长沙、成都的人口增速分别达到52.97%、46.07%、42.64%和38.49%。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造成人口增速差异的，既包含落户政策、生活成本、超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也有产业迁移、年龄结构差异的作用。
以年龄结构为例，四个直辖市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排在前五。其中，上海达到23.4%，*位；重庆60岁以上人口占比21.87%，排名第二位。数据显示，重庆2020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1.42‰，创下有数据显示的、1985年以来的新低。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双万”城市的人口增长，将越来越依靠外来人口这一“活水”，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将是城市人口活力的重要标志。
中西部强省会人口增长较快
最近10年，14个“双万”城市中，有12个常住人口总量实现10%以上增长，其中增速超过30%的有7个城市，包括深圳、西安、广州、郑州、长沙、成都和杭州。
这7个城市中，有4个位于中西部，均是中西部的强省会。在产业迁移、行政区划调整、低落户门槛和相对低的生活成本共同作用下，这些城市迎来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报、各省市统计年鉴
从产业迁移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郑州。21世纪初，富士康逐步将位于东部沿海的产能转移到内陆省份，拥有大批劳动力的河南成为迁移重点目的地。2010年，河南省会郑州在接收到富士康的生产线之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
低落户门槛的代表是西安。2017年，西安在大城市中率先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当年就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尤其是陕西省其他城市的人口落户。由于在教育、科研上的优势明显，西安也吸引了不少东部的电子信息产业内迁，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人口的增长。
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2021年），2019年西安市常住人口1235万人，2020年达到1296万人，一年增长61万，超过深圳和广州，成为目前发布*数据的“双万”城市中，2020年人口增量最多城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中西部省会城市吸引人口流入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房价。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下的全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2021年10月，长沙、郑州、西安、成都的挂牌房价分别为11257元/㎡、14618元/㎡、16226元/㎡、18215元/㎡，在“双万”城市中排名偏低。尽管这些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法和东部一些“双万”城市相比，但更有利于外来人口在此安家落户。
相对来说，东部的“双万”城市中，有不少在最近5年的人口增速中落后。典型的就是三个直辖市：天津、上海和北京。
除了人口增速不高，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更早，人口老龄化相对严重，人口结构的变化比人口总量的变化更为明显。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北京。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21年），2010年到2020年，尽管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仍有228.1万，但是近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即15岁-59岁人口）却明显缩水。
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在2013年，当年北京15岁到59岁人口的总量为1610.5万，占当年的2125.4万常住人口的75.8%。但是，这一数字此后连续下滑。2020年，北京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1500万，较2013年缩水超过百万人。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也下滑到68.5%。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21）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然不低，高出上海的66.8%和天津的64.87%，更比位于西部的直辖市重庆的62.22%高出6个百分点以上。但是，这一下滑趋势值得重视，需要提早做好准备，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21）数据，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2.3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北京各区来看，呈现出明显差距，其中2020年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已经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自然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是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均超过4‰。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表明北京中心城区老龄化更严重，也表明生育、养育成本更低的地方，更容易出现人口自然增长，建议当地提早出台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政策。
外来人口吸引力成关键
相比于北京，重庆的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而且由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户籍人口的总量甚至超过常住人口，出现人口外流的迹象。
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21年），2017年，重庆的户籍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自然增长率-1.09‰。随后的两年，重庆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提升。但2020年，重庆户籍人口出生28.7万人，死亡33.57万人，自然人口负增长4.7万人，自然人口增长率-1.42‰，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
一个好的信号是，重庆的常住人口增量并不低。2020年，在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背景下，重庆的常住人口增量仍然达到约21万人，在四个直辖市中*，显示出重庆明显受益于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加上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带动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回流。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公报、各省市统计年鉴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重庆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8.75年增加至9.80年。另外13个“双万”城市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超过10年，其中有8个城市超过11年。
北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6年，每10万人中有41980人拥有大学文化，人口素质在所有城市中*，但其他城市差距不大，除北京之外，还有10个“双万”城市每10万人中有2.5万人以上拥有大学文化。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双万”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加上整体人口素质的差异在缩小，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双万”城市的人口比拼，关键仍在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从目前来看，“双万”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差别很大。有10个“双万”城市公布了流动人口数据，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的深圳达到70.84%，*的重庆为15.01%。此外，天津、青岛和西安也不超过30%。
如何进一步吸引流动人口？除了降低生活成本，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好的租房、交通和子女教育之外，落户政策仍是关键一环。
目前，不少“双万”城市都提出了未来的人口目标。比如，11月17日，《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年—2025年）》（草案）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此外，根据相关规划，上海提出以2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作为2035年常住人口调控目标。
不过，这两个全国落户政策最严格的城市，近年来有一定的政策松动，比如上海和北京都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落户开了一道“口子”。根据今年7月发布的《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对应届生的年龄、身份认定予以放宽，并增加了计划单列。
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也很多，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双万”城市未来的人口政策或将呈现“松紧结合”的态势：对于本科以上人口落户有望持续放宽，并出台更大力度的吸引相关人才的措施，但部分城市会考虑到自身公共服务的限制，收紧相对低学历和低技能人口的落户。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较好财力和行政审批权的省会城市，未来或将继续在人口吸引力上占据优势。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