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中儿子被判25年(广发证券股票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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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集团总资产5,358.55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66.25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8.62%;报告期集团营业收入为342.50亿元，同比增长17.48%;营业支出为192.25亿元，同比增长23.83%;业务及管理费为159.61亿元，同比增长25.24%;营业利润为150.25亿元，同比增长10.25%。
现代快报讯（
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一书中，九旬学者张道一结合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将收集的数百张汉代画像石图片一一解读。神奇的是，通过这一方画像石，汉人的所见、所思、所为，都能穿越时光被今人所窥见。日前，该书荣获了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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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配》的故事妇孺皆知。
董永行孝遇仙，孝亲故事转化为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汉代石刻画像的内容。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左右，修建在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中便有一幅《董永孝亲》。“由此可知，在东汉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十分流行。”张道一说。
画像上的董永旁边刻着一行字：“董永，千乘人也。”千乘，是今山东博兴。关于董永，民间传说中，有说他是今湖北孝感人，有说是今江苏东台人，还有说是今河南驻马店人。显然，这些出生地都是后世演绎的结果。孝亲的董永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石刻画像上的千乘人董永与刘向《孝子图》、干宝《搜神记》的记载也相吻合。
“再看画像中，董永的右上方，飘来了一个带着翅膀的仙女，很明显这就是他未来的妻子织女。汉代画家显然将前后的情节画在了一起。”依托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资料研究，张道一对画像作了生动而有趣的解说。因为原石破损较重，他选择的拓片是参照《金石索》的木刻摹本复原。
张道一说，汉画像石的发展起于民间，但又直接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诸如厚葬之风、生活的铺张，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表孝心与“举孝廉”的结合等。据考证，当时的高层统治者死后是不用画像石的，封建社会的帝王、诸侯和郡主的墓葬中，多是显赫的壁画和贵重的棺椁，并未见有画像石。凡有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富裕人家。
像山东嘉祥武梁祠可谓其中的典型。武梁是个儒生，四座墓葬的主人是祖孙三代，另外三人都是孝廉，有一个做了敦煌的地方官。“武梁祠的画像石很有规划，一行一行排列，包括帝王、武侠等内容，还有墓主自己的人生经历。”
“画像石居于社会的中层，人多量大，很快发展起来，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和苏北、皖北、陕北等地，以及山西、河北、浙江等部分地区。既有大型的石刻建筑，又有部分墓门、石柱和嵌石等。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既有带程式化的石刻，如某种仪式，也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意象万千。”张道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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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读者而言，要看懂距今2000年的汉代画像是很有难度的，张道一的解说，无疑成了走近这些画像的津梁。
“事实上，画像石不但反映了汉代社会，而且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譬如盘古、伏羲、女娲都在汉代画像中出现，汉朝人是把他们的思想刻在了石头上。时隔2000年左右，我们去欣赏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画面时，有的并不陌生。譬如那些宴会的场面，画像中呈现的是庖厨，杀猪、宰牛、烤羊肉串，非常生动，还有耕田者、纺织者和打铁的人，有些生活和生产的方式至今仍在延续，可见民族文化的息脉是难以割断的。也有的我们不明其意，这种变化正说明文化的生命力，对看不懂的画像石，就需要进行现代语释的解读和诠释。”
画像石在墓中都是分散的，但在书中，张道一将其归总、分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把收集的数百幅汉画像（主要是画像石与画像砖），按内容分为人物与世俗、神话与传说、祥瑞与游艺，做了211条注释。对每一幅不易看懂的图的内容、出处、具体形象与情节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诠释，以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艺术，更好地认识汉代的各种人与事。
正如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所言：“除实物和简牍外，汉代的石刻画像也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
“汉朝从西汉到东汉400多年，他们一直忘不了秦始皇和秦朝。汉代画像中从题材上看，数量最多的就是泗水升鼎。”张道一说，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2000多年前，传说秦始皇在徐州的泗水捞鼎，为了找回“飞”走的那件鼎，以凑齐象征九州的九鼎，结果没有找到。而民间传说是：鼎找到了，但当秦始皇派人捞鼎，快要将鼎升到岸上时，忽然从鼎中伸出来一个龙头咬断了拉鼎的绳子，于是鼎又落入水中，不见了。“秦始皇在泗水捞鼎的覆没，证明了秦政的短命，也说明了秦亡后汉人的一种心态。”
还有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张道一在研究中发现，在山东嘉祥、莒县等地的画像石中，有几幅场面很大的战斗图景，都题作“水陆攻战图”，但在画面的某个角落，有一位骑着战马的女子，刻有榜题“七女”，这好像是一个伏笔，本意并不在水陆攻战。
这“七女”是谁呢？张道一展开了研究。
他发现，《辞海》修订本中有“七女池”，在今陕西城固县北。《水经注》里说，七女池是相传汉项伯死后，他的七个女儿为他取土筑坟所造。
在“楚汉之争”中，项伯本是项羽营垒中人，是项羽的叔父，但与刘邦的谋士张良为至交。张良在下邳时，项羽和范增密谋设“鸿门宴”杀刘邦。项伯得知后，连夜私见张良，想让张良与他一起离去。张良以为“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便在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解脱。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封项伯为射阳侯，赐姓刘。
“项伯是怎样死的，他的儿子有什么罪，史书都没有明说，七女报仇应当与此有关。”张道一说，这件事流传于民间，但又不便指明，所以在山东的画像石中只好称为“水陆攻战”。不过，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了东汉时期的墓室壁画，墓主是中原举孝廉为官的汉人，其中一幅水陆攻战的画面，题有“七女为父报仇”字样。相互佐证之下，“七女”的谜题就此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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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32年的张道一，今年已90岁高龄。他学图案学出身，是陈之佛先生的入室弟子。
上大学时他听老师讲汉画，从小就爱思考的张道一，最初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刻在墓葬中石头上的画，会变成在纸上印出来的画？知道是拓片后，他又想知道拓片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告诉我，长大后我如果还有兴趣，就会知道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很快，契机来临了。
1954年，张道一听傅抱石先生讲《中国美术史》，讲到汉代时，分析武梁祠画像石的《荆轲刺秦王》，从历史背景讲到侠士的侠义和勇武，从画面的人物讲到“图穷匕首见”的紧张气氛，好像画面的一切都在刹那间，足见汉画作者在创作上的严谨与高明。张道一现在还记得傅抱石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情绪有些激动，朗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诗句，并自然而然地有所动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于汉代画像石的艺术分析，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从那以后，张道一得到了启发，下决心要把汉画弄懂，由此进入了那个神秘的世界。他去了山东最有名的武梁祠，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专门研究拓片的制作。因为没有直接的参考书，只好一幅一幅地、一个一个地，从故事内容到画面情节，去寻找答案。待到一目了然，才如登高望远，成就感是难以形容的。“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虽然很长，可是‘笨鸟先飞’的道理鼓舞着我。不管飞得多慢，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如今的张道一，处于半隐居的状态，他不爱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只闷着头做事，陆续出版了六十多本著作。他出书坚持做文化普及，《汉画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还曾用数十年时间研读先秦古籍《考工记》，出版了《考工记注译》。
目前，张道一正在辛苦地做《中国图案大系》的再版修订工作，预计5月完工。
■对话
别把中国古代神话
解读成“伊索寓言”
现代快报：研究汉代画像的几十年间，有没有特别震动您的事？
张道一：上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有人在报纸上撰文，介绍河南出土的画像砖，上面所印的花纹是一只乌鸦站在枝头上，树下是一条仰头的狐狸。文章的作者说这是2000年前所表现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在欧洲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篇为 《鸦与狐狸》——乌鸦偷了一块肉，站在一棵树上。狐狸从树下路过，花言巧语地称赞乌鸦。乌鸦嘴巴一张，肉便掉下来让狐狸吃了。
难道2000年前的汉朝人也知道这个寓言吗？我做了一番细致的考查。原来那是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面中的乌鸦和狐狸，与伊索寓言的寓意截然不同，而是我国古代神话中为西王母寻食的两个使者“三足乌”和“九尾狐”。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九尾狐曾帮助治水有功的夏禹。汉画像石中三足乌和九尾狐的形象有很多，与伊索寓言毫无关系，明显是那位介绍者搞错了。
这件小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不仅在于数典而忘其祖，更可怕的是对于形象的比附，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对历史的无知，这样的治学方法必然会误入歧途。
现代快报：《孔子见老子》是您选在书中的第一个故事，画面非常复杂，您是怎么解读的？
张道一：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表现孔子见老子的很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谁也不知道，后人是根据庄子的描述流传了这个故事。当时的孔子正是壮年，还不到四十岁，老子已是管理周室文档的老者。孔子谦虚好学，曾专程去拜访老子，为后人留下孔子见老子的美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交流与沟通。
孔子见老子，带了一只雁。这是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品，称作“贽”或“贽敬”。石刻画像的艺人可能不甚了解，就刻了一只鸟放在袖子里，待见面时举手作揖，小鸟也探出头来，引得外边的鸟儿围过来，有三只鸟在两人之间相聚，非常有趣。
另外，在孔子和老子见面时，中间有一个矮小的人，手中推着似车轮的东西，也有的说像扫帚。有人解释说这是老子派人清扫迎接孔子的路，也有人说这是七岁便为孔子师的神童项橐。
在孔门弟子中，最有趣的是子路的形象。他是孔子的学生，性急好勇，平常的打扮也与众不同，他喜欢将一根野鸡毛插在帽子上，腰间还挂一件雕刻的小猪。在关于“孔门弟子”的画像石中，子路常做出武者的姿态，有的工匠将他帽子上的那根野鸡毛刻成了一只大公鸡，腰上挂的雕刻的小猪刻成了一头真猪，活灵活现。
现代快报：您为什么一直出版普及类的图书？
张道一：我读中学时，就被“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感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要走普及的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给大众听，古为今用，从中借鉴，带来文化的启迪。现在很多古代的文化类书籍，缺少了现代语释。所以出版普及性的书是我的原则，要让老老少少都看得懂。
张道一
1932年生，*工艺美术史论家、民艺学家、图案学家。我国当代艺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3-1957年先后跟随*美术家陈之佛、庞薰琹研修图案和工艺美术史论。1958年起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1994年调入东南大学任教，创建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著有《设计在谋》《造物的艺术论》《吉祥文化论》《张道一论民艺》《中国民间艺术辞典》《中国拓印画通览》等数十种著作，发表论文近300篇。
20世纪80年代末，许国璋与年轻教师谈话。
被“许国璋英语”所遮蔽的许国璋
本刊
发于2021.11.15总第1020期《中国新闻周刊》
许国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到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在中国似乎还有一种英语叫“许国璋英语”。这个名字又太陌生，陌生到不同于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查良铮、巫宁坤等，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人。
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专什么呀？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英语学得好就是学问，那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学问家了？
“外人只知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他如此对自己的弟子说。
“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英语”起源于1961年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
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1~4册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许国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张道真、马元曦、祝珏和张冠林等参与编写第一二册，刘承沛、周谟智、夏祖煃、王晋熙等参与编写三四册。
许国璋从不把文章拿来就用，每一篇都经过反复修改润色，无不带有鲜明的“许国璋特色”。冰心之女吴冰曾写道，北外英语系都知道许国璋编书、写文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认为无论外国、中国学者的英文都有可改进之处，她敢说即使是莎士比亚把作品送到许老手上，他也会提出若干条修改意见。
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苏州东吴中学读书时的许国璋。
1962年，8册《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新*套自编的重要英语教材。教材5~6册由北京大学的俞大絪任主编，7~8册由复旦大学的徐燕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赋宁和外交学院的吴景荣担任1~8册的审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流溪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用的就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册。
当时恰逢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试验“听说领先教学法”。这是美国40年代兴起的外语教学法，到60年代已山穷水尽，但在中国才刚被引进。因此，这册书很重视入门阶段的语音训练。
周流溪回忆，当时任课老师领会了教材精神且发扬光大，竟给他们开了整整两个月的纯语音课，一天到晚学国际音标，搞发音练习和听写练习，甚至搞nonsense dictation，即听写一些在普通英语里不存在的语音词。经过一个学期，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学期，刚开始学第二册，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就传达了下来。此后，这套《英语》作为“资产阶级教材”就被撇开不用了。但许国璋所编前四册由于是基础教材，且选材精当、语言地道、结构合理（李赋宁语），适于成年人自学，因此在一些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1972年，在王宗炎任副教授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有人提了一个建议：从南方放一枚“远程导弹”，轰击远在北京的许国璋。这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建议，但问题是谁能拿出一些强有力的批判理由呢？还没等大家冥思苦想出来，“批许”忽然不提了，原来是党委张书记的女儿说：“爸爸，许国璋不要批，因为他的教材编得好，我看得懂，跟得上。”
后来在英语教学界与许国璋以“南王北许”齐名的王宗炎说，这让他想起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的“三无”局面，用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等米下锅”。《英语》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朱原参加了组织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费用，在西郊一个“阔气”的饭店里租下了两间房子。许国璋指定南京大学的罗长炎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张永彪做他的助手（后又增加了祝畹瑾），对62版前四册进行了修订。原教材体例不变，只是对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课文和练习进行了抽换。
此时，俞大絪已在“文革”中自杀离世，5~6册未作大的修订，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7~8册的修订出版则转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手中。
朱原回忆，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都在使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9 年，陈原复出，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一个飞着鹅毛大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位于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上班，见大楼门前排着长队，从王府井一直拐进灯市西口。他问队伍中一个青年排队买什么书，对方说买“许国璋英语”，明天电台开播，生怕买不到。
陈原听了二话不说奔进大楼，把发行部负责人找来，让他们在大楼外赶紧摆开几张桌子，齐头卖书。忽又有人嚷道，门市部的书不够了，于是马上调卡车到西郊仓库去拉货。幸好那时没有交通拥堵，书很快拉回来。大约两个钟头光景，几千本书销完，人龙散去。
随着自学考试兴起，“许国璋英语”销量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年销售量已达30万册。
朱原回忆，发行量高，许国璋的稿费收入也颇为可观。他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另外还在北外成立了一个全国助教培训班，他把相当一部分稿费用在了这些工作上。
朱原说，编教材是集体之作，当年的参加者完全是无偿劳动，80年代有稿费了之后，一些人提出了意见，经1962年参加编写的刘承沛从中做工作，最后商务印书馆另外开了一笔稿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教材每一课后面都有注解，朱原曾经向许国璋建议，这些注解非常重要，能不能专门做一个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他还举例说，当时张道真出过一本英语语法，也做过索引，不需要本人动手，可以由出版社找人来做，结果许国璋说“你怎么拿我跟他相比”。朱原感叹，许国璋学问很厉害，人也太高傲了。
新编许国璋英语
90年代初，北外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急需一些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图书。时任外研社常务副社长李朋义三番五次恳求许国璋，希望他能支持本校出版社，将《英语》放在外研社出版。
1993年秋，许国璋在北京怀柔度假村养病，李朋义去探病。许国璋于1994年秋去世。
后来担任了外研社社长和北外副校长的李朋义曾是北外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读书时他没有上过许国璋的课，但常去听他的讲座。许国璋开讲座有一句名言：“Do not come to my lecture without knowing ten thousand words.”（没有一万词汇量不要来听我的讲座）。李朋义一开始只有一两千词汇量，结果去了尴尬地发现，真的是有的地方听得懂，有的地方听不懂。不过，他还是有许国璋讲座必听，因为许国璋英语地道，而且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不管听懂多少都是一种享受。
1980年，国家通过了《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同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王佐良担任主任委员，许国璋担任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组组长。编审委员会成立了北方、南方两个办公室，当时李朋义刚从北外毕业留校，分在外研社，同时兼做北方办公室秘书。
在外研社，刚毕业的大学生做许国璋文稿的编辑工作还不够格，李朋义主要是做校对。他说，许国璋写文章总是改动很多，说好稿子是改出来的。他的文章红笔改了蓝笔改，绿笔改了黄笔改，有时候很难辨认。有的编辑不敢去问他，怕他反问“你这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做编辑”，李朋义因为跟他比较熟悉，因此敢去问，其实许国璋都会耐心地解答。
对于李朋义的请求，许国璋很是犹豫，商务印书馆毕竟是老牌大社，双方一直以来合作良好。他表示愿意将正在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交由外研社出版，但新编教材周期太长，于是李朋义向他建议，可以在《英语》每一章节前面加上“导学”，后面再附上“自学辅导”，这样就与原版有了区别。
最终，许国璋同意了李朋义的提议，亲自去找商务印书馆协商。他说：“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别人是养儿防老，我是要出书防老。”商务印书馆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1992年，《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出版当年，外研社的利润就增长了几百万元，出版三年共发行近100万套，10年发行量达700万套，是外研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图书之一，使外研社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1993年，许国璋花费六年、几易其稿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
他在自序中写道，此前他主编的《英语》尽管畅销，但时代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已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新编教材自然也应具有面向世界的特点，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要让学生在知识的河海中游泳，而不是整天花在句型分析与交际英语中。
许国璋为每一课写的导学都很有个性。如第二册第二课《新加坡》，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它的立国一靠稳定，二靠科技，三靠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每一课的背景知识解析尤其带有许国璋对英语的宽阔视野。他指出，high-rise（高楼）是60年代以后流行的词，原有的multi-storey building、skyscraper现已不常用；access（通道）是现代英语的时髦词；hopefully（希望能够成为）是英语中近30年来时兴的用语，用于口语文体，“保守的文章家拒用之”。
《新编许国璋英语》第一二册出版后，发行了20多万套。1993年下半年后，许国璋身体不适，加之销路也不如“许国璋英语”好，后两册没有再编写出版。
“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
许国璋曾说，“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语界的落后，他的旨趣已转向语言哲学方面。
1984年末，69岁的他卸下北外英语系主任之职，组建外国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同时任北外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这虽是一本学术刊物，但发行量*时达7.5万册。许国璋曾说：“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我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进去。）
他为这本刊物撰写了多篇论文和书评。1986年3期上发表了他为金岳霖的《知识论》所写的书评。
《知识论》是金岳霖写成于1948年的70万言煌煌巨著，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当年金岳霖在昆明跑警报时将书稿遗失后来又重写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但真正读过的人少之又少，连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宗炎都说，《知识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但其中有许多专门术语，又有些过时的语法，读者不易懂，如那句*的话“在这里我们只把语言视为收容与应付所与底工具”简直像“天书”。
而这样的“天书”，许国璋不但懂，而且觉得“如此普世又如此亲切”，让他为之神驰心醉，为之掩卷叹息。在书评中他写道：金先生一生不写时文，不泥于习，不惑于常，是至诚的读书人，通脱的哲学家。他的书是哲学著作，他的语言是哲学家的语言，初看不好懂，细读非常明白。他不需要什么论点编码，也不需要什么树形分析，只用严密的一步不逾的散文来表达，不需其他。
对那句最难懂的句子，许国璋注解说，“所与”是名词，意即given circumstances（给定情境），“收容”是对此的认识和保存，“应付”是对此的反应和处理。王宗炎说，经许国璋加以注释后，便觉得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许国璋多次说，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文系不要只讲外国语言学派的论点，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
他自己身体力行。为了弄通《说文解字》，他老老实实交80元上讲习班。他说，他要挑战赫赫大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的研究论文《<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发表后，他颇以为傲，认为这是beat them on their own ground（即英语学界在汉语学界的主场击败了他们）。
1992年3月，许国璋在天津主持中国英语教学大会。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沈家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对《马氏文通》不以为然，认为其最多是对拉丁语法的模仿，唯独许国璋经过认真的比较研究后认为，马氏不是模仿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分享者，“文通一词，不妨就解作普世语法”。沈家煊说，这样的惊人之语一般人可能难以接受，但确实点出了《马氏文通》为常人所忽视的普世语法观。
许国璋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18篇带着浓厚“许氏印记”的“编者的话”。
1988年3月“编者的话”是《祝清华文科新生》。许国璋写道，这所1952年按一个封闭模式剪削出来的工科大学现在又有了文科，让他这个老清华学人感慨良多。他用诗一般的文字写道：
愿曾经是
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
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
诸先生治学论道的地方看到文科复兴！
愿剪削永逝，文科永存！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在4月的“编者的话”中，许国璋以一位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盛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可以“大得惊人”，并能“收言后之果”，即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他提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一要自省，二要自强。“五十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山，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他说，如果不反思“翻译干部*论”，就是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
曾有一段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人员有的滞留国外，有的萌生去意。1992年底的一天晚上，许国璋把王克非叫到家中，在谈完编刊的事情后突然对他说：“克非，我要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们这个刊物。”王克非郑重答应了。
王克非从小腿有病残，参加1977年高考和之后五次研究生考试体检均未过关，而许国璋却看中他的研究能力，力排众议将他录取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守着对许国璋的承诺，如今他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30多年，担任主编已22年。
“许老”
英语界都知道，北外曾有“一老二公”。一老，即许国璋；二公，即王佐良、周珏良。
三人同出一门，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
许国璋是1936年秋天从上海交大转学来到清华外文系的。同班李赋宁很快发现，许国璋英语水平高出同学，他词汇量大，口语流利，作文句型和修辞多变化。来时他德语已有一定基础，能读懂歌德的散文原文，学法语后很快能读懂莫里哀和巴尔扎克，能用法文写读书笔记。四年级时，叶公超教翻译课，让学生翻译《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他对许国璋的译文最满意，认为颇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
许国璋酷爱文学，尤其钟爱雪莱，在同学中得了“雪莱”和“爱俪儿”（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小精灵）两个外号。
谁也说不清，“一老二公”的说法是如何通行起来的。李朋义认为，可能主要因为他们的专业之别，“王公”和“周公”的专长在文学，“许老”在语言学，但是他们三个人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又是通的，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功底都很好。
北外英语系50级的庄绎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国璋的发音是标准牛津音，说起话来句子很长，喜欢用复句，一个套一个，学生们知道无法模仿，只能深深地佩服。
1951年进入北外英语系的胡文仲说，许国璋对于新鲜事物总是抱有极大的热情，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在国际学术界刚刚确立地位，许国璋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和潜力，率先为研究生开了这门课程。
在1976年进入北外的吴冰眼里，许国璋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时刻记着自己是个通晓外语的中国文化人。
许国璋常说，自己教学生，不是“英语教学”，是“英语教育”，是以英语为工具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育心智。他说，你要跟我说话，我首先看你有多少文化内涵，否则我一个教授来陪你练口语？
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去向许国璋请教，许国璋让他把读过的专业书开一个单子出来，看后说，你是读Ph.D的，怎么居然连一本哲学著作都没有读过？
周流溪有一次在与许国璋聊天时发了一句“狂言”，说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过比某老先生落后十年而已，许国璋听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年龄大小，关键在于是否读大书，只有读大书，才能做大学问。
周流溪记得，许国璋对英语语法“大书”们都有个许氏一字评语：斯维特的书是pioneering（开山有功），克鲁辛加和朴茨玛是schoolmasterly（学究风格），叶斯泊森是versatile（无所不备），寇姆是austere（严谨质朴），赞德沃特是elegant（简洁流畅），夸克的著述taxonomic（类例精当）。
许国璋说，要迎接知识的挑战就要阅读，两万词汇是只少不多的。只有一万二，只能看一般的书，没有两万词汇量谈不上真正高深的研究。
许国璋的阅读习惯始于中学时。1932年淞沪抗战时期，在苏州读中学的他回到上海家中，无处可去，只能看书。
他开始借助词典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这是英国作家兰姆姐弟的经典改写版本。总查词典辛苦又乏味，他就尝试着丢开词典大胆读下去。这样的千古名剧是百读不厌的，一旦读进去就会被吸引，他就这样被神奇美妙的文学故事引上了读书道路。因此他现在看到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上读来毫无味道的文章，总是心痛。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遇到很多好老师，但并未专门进行过任何听说练习。他说，谢天谢地，当时不兴“听说教学法”。
他曾为《英语世界》杂志撰文《Yes，such inspired scenes did exist》（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在文中，他回忆起1937年秋到1938年春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的情景。
他写道，南岳山上有白龙潭，潭背大石壁，山水下泻。过潭，山凹处，有房几十间，砖木结构，前有草地，可容一二百人，就是文学院上课之地。
教大三英语的英籍教授燕卜荪是剑桥优等生毕业，他讲莎士比亚，经常讲着讲着就弃书背诵。不知不觉地，大家都停下手中的笔记，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些诗句就像是自动从他嘴里倒出，老师和学生都沉醉在莎翁的美妙境界中。
“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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