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第三批reits基金认购时间)
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第三批reits基金认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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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国的慈善事业都在其历史演进和发展中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发展模式。从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开启西方专业化慈善事业的英国，到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欧洲，再到保留英国民间慈善传统的美国，都是伴随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逐步发展而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慈善发展模式。
在美国，最突出的一是个人慈善捐赠比较活跃,二是以基金会制度为代表的民间慈善，从1913年最早的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到1936年成立的福特基金会，再到2000年世界上*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2006年巴菲特宣布将他85%的财产捐赠给盖茨基金会。这些慈善基金会不仅是美国富人回报社会的方式，也是普通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途径。
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美国2020年通过个人、基金会、遗产、企业等4个渠道筹集到的慈善捐款达4714.4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2.3%,其中近70%的社会捐款来自于普通民众。在英国,高度重视慈善法治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建设，慈善事业独立于政府运作，隶属议会的慈善委员会是最权威的慈善管理机构，它负责对英国本土各类慈善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进行监督管理,慈善组织则按照不同领域成立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管理。在日本，慈善捐赠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捐赠为主,针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整体上多于针对个人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在新加坡，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导，大多数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共进的关系，全部的慈善组织都隶属于社会服务全国委员会。
有学者从资金来源和组织架构两个维度将慈善事业发展形态归纳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欧陆模式。慈善事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慈善事业组织架构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即公民向政府交纳税收，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慈善性社会组织向公民提供资金和服务，这与“福利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完全契合，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通常采取这种模式。第二种是中国香港模式。慈善事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慈善事业组织架构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这源于香港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环境，战后香港贫困问题长期依靠民间慈善机构去解决，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港英政府加大对民间组织的资金投入，拨款总量逐渐增加到70%—90%。以上两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府福利事业与慈善的界限，将许多本属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甚至公益事业的事务，由政府交给慈善组织去实施。第三种是美国模式。慈善事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慈善事业组织架构主要依靠民间组织，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慈善组织的筹款能力与组织能力都很发达，这与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完全契合。第四种是中国现行模式。慈善事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慈善事业组织架构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和官方慈善组织。虽然这种划分对现代慈善发展模式的描述并不够准确全面,但把握了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摘取自《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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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称作慈善界最重要一对夫妇的婚姻破裂，当年比尔盖茨承诺，死后要把95%的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如今资金运作会否受影响尤未可知。
视觉中国
不过，从盖茨，到巴菲特、扎克伯格，都声称死后“裸捐”，一个子儿都不留给儿女，近三十年美国富豪的基金会数量翻了三倍，为什么美国富豪都这么热衷慈善呢？
答案当然远非高风亮节这么简单。要解答这个问题，一要了解私人基金会在美国是怎样的存在，二要看看美国制度背景下，为什么把钱捐给基金会对富豪来说是更理性的选择。
01
遗产税与私人基金会
私人基金会成立的一波热潮可能是在20世纪初，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多个财团*纷纷在那时成立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这背后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遗产税的开征和税制改革的出台。
1916年，美国开始征收总遗产税，税率最初就高达40%；8年后，为了防止有人把遗产变成生前赠予钻空子，美国政府又开设了赠与税作为遗产税补充，*一级税率达到50%。
也就是说，一旦美国富豪把全部身家以遗产形式留给后代，立马就会被国家拿去一半。而且，账面上的钱是不能拿来交遗产税的，很多富豪股份之外的家产根本不够交税，变卖公司股份，就意味着要削弱对公司的控制权，那可是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
怎么办呢？富豪们发现，一个私人基金会就可以搞定这一切。
在美国，捐赠是免税的，原本要削去一半的遗产转入基金会里，则可以一分不少地打过去，完美避开遗产税。而且，西方私人基金会内部章程自定，富豪完全可以任命儿女们做基金会会长，这样一来，所有钱款流向实际仍然掌握在家族手里，外人无权干涉。
成立之后，根据美国法律，基金会每年只需要拿出5%的资产用于慈善相关活动，注意，是相关，这还包括把子孙后代拉到基金会上班开出的高工资，包括各种名目的公关费用，包括平时吃喝玩乐的报销，花样百出。
之前特朗普也被曝出花式避税，和基金会异曲同工，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想象力限制了我的富有。比如录制一档真人秀时，特朗普据称，花了7万美元做发型设计，10万美元给女儿化妆，30万美元给录制场景进行设计装修，更狠的是，还有高达260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用”，想必是特老师一边和导演聊天，助理一边在旁边数他说了几个字，明码标价，一字千金。
不过对这些富豪来说，就算多拿点钱真的做慈善也是划算的，很多基金会每年拨出一大笔钱帮助底层人民，获得公众好感，整个家族名利双收。捐给大学也很常见，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富豪后代动不动就在哈佛斯坦福读书，其实根本不走正常升学途径，富豪捐个楼，子女就能轻松上名校。
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民间慈善，设置了非常低的投资收益税率。
我们知道，富豪所捐赠的大多数都是股份而不是现金，比如你的股票本来值50万美元，一段时间后涨到了500万，这其中的差额就是投资收益，原本是要大幅缴税的，变成基金会投资之后，税率则只有1%。扎克伯格的慈善基金会就以推进癌症疗法为名，投资了很多研究癌症治疗技术的企业，回报丰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富豪们越捐钱，怎么反而钱越多了呢？
此外，捐赠者还能享受到*20%的个人税收抵扣额度，五年内持续有效。怎么算，各种利益垒起来都是个大蛋糕，远远超过慈善那点毛毛雨的支出。
这些都跟中国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遗产税；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严控民办慈善基金，公办慈善机构每年公益支出，规定要达到上一年总收入的70%以上。
所以当年巴菲特一度想把马云拉上车，劝他是兄弟就一起裸捐，被马云一句话怼了回去。马云说，你40岁，50岁的时候怎么不裸捐？
很多人一听，说中国富豪抠门。这不是抠不抠门的问题，对中国富豪来说，他们一没有巨额避税的动机，二来，说捐钱就是真的捐出去了，实打实的。
除了上面这些直接利益，美国富豪设基金会还有利于巩固整个家族的地位。
如果把财富直接留作遗产, 继承人怎样处置这些钱是很难干涉的, 很容易被大加挥霍，最后富不过三代。但一旦花销限定在基金会规则之下, 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家族公社, 让整个家族的利益凝聚在一起，得到更好的延续。
看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基金会，就已经传承了足足六代，期间几乎全部高管都是洛克菲勒家族的自己人。
02
富豪和美国形成共赢
问题是，这么明显的逃税避税把戏，美国政府看不出来吗？怎么可能，但若富豪能和国家形成共赢，还真能假装看不出来。
第一，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如果富豪遗产税收掠夺过重, 投资和移民会大大减少, 造成资本外逃；基金会的成立反而能让这些资金受到美国的管辖和控制, 难以迁往国外，其中积攒的巨额财富也就成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二，很多基金会已经打入美国政权内部。富豪们有时候会拿出几十万美元，聘请一些政客做自己基金会的*顾问，以此达成合作关系。对于政客来说，和慈善组织合作自然也是未来竞选时的一笔亮彩。
第三，各个基金会实质上带有政权制衡和政权博弈的性质。资本能收买人心，能操纵权力，在美国，不仅是商界富豪，各个政治贵族和利益集团也都会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形成一个个经济博弈的实体，影响着美国民主决策的方方面面。
靠炼油起家的科氏家族就曾经为多个基金会注资，2016年和2020年大选期间，它是特朗普重要的资助者。
我们承认，不论动机如何，富豪基金会确实为美国慈善做了实质的贡献，从发展医疗、到贫困救济，功不可没。但无论是遗产税，还是基金会，说要以此调节社会财富，只是个美好的童话，反之，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固化也许才是其最终真正的产物。
这样的背景下，富豪裸捐究竟是行善，是虚伪，还是无可厚非？你怎么看？
原标题：《盖茨们“裸捐”为避税？美国富豪慈善背后的秘密》
亿利公益基金会是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主要承办方之一，也是与蚂蚁集团合作，实施线下植树工作的主要公益机构之一。依托亿利集团三十余年积累的沙漠治理经验和沙漠植树技术，从2017年起，亿利公益基金会与蚂蚁集团合作，由蚂蚁集团线上下单并提供资金，亿利公益基金会招集治沙团队、民工联队和贫困户执行种树任务。在“蚂蚁森林”这一项目中，亿利公益基金会至今已实施种植24万亩、1800万棵各类灌木，而参与种树的民工和贫困户也由此增加了收入。
亿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贺鹏飞告诉《家族企业》杂志，在荒漠上种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前期的种植规划到后期的维护管理，都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种一天树的酬劳是160元，一个月就是4800元，”贺鹏飞说。
2011年5月，亿利集团全体创始股东捐赠30％股份的永续分红收益，设立了亿利公益基金会。亿利公益基金会由中央统战部主管，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其主要业务范围与亿利集团的主营业务息息相关，包括沙漠化治理、生态绿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成立11年以来，亿利公益基金会累计公益捐赠1.94亿，实施公益项目近35项。在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社会公益慈善指南之自然环境篇》里，亿利公益基金会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一起名列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支出排行榜前十名。
生存重压下走出一条公益路
贺鹏飞介绍，亿利公益基金会是亿利集团在生态产业、清洁能源等生态经济领域获得长足发展之后，为了履行社会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而建立的一个公益慈善平台。
亿利公益基金会所从事的以沙漠治理、脱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公益项目与亿利集团主营业务一脉相承，可以看作亿利治沙生态的绿色事业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延伸。
要理解亿利公益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首先得了解亿利集团的发展史。
事实上，当初亿利集团走上沙漠治理之路并非出于高觉悟或纯粹的社会担当，实为企业生存所迫。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会址
亿利集团的前身是库布其沙漠里一个小盐厂。18平方公里的盐海子，不仅有盐，还有丰富的芒硝、天然碱等化工资源，开采工艺简单。沙漠之外供不应求的资源，在这里却堆积如山。为了把产品运出去，6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他们却要绕行330多公里，车辆一般时速不到10公里。每年由此付出的运输成本达1700多万元，利润和生命都消耗在走出去的路上。好不容易靠地方政府和银行支持建成了一条穿沙公路，晚上一阵狂风，路就被沙子埋了，护路成本高昂。当地有句谚语，“库布其沙漠一年刮两次沙，每次刮半年”，足见当地环境之恶劣。
要生存，必须坚持治沙。亿利创始人王文彪迫不得已做出这一决策。
最初，工人们从沙漠中找来干枯的沙柳枝条，编成草方格，然后固定在道路两侧，这种方式叫打网格，成本高，效果也不好。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的王文彪发现甘草在沙漠里活得很好，这个发现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他们在穿沙公路的两侧种植了近20万亩以甘草、沙柳、杨树为主的生态林；几年后，在库布其沙漠之上形成了一道长65公里、宽8至10公里的绿色长廊，不但护住了路，路边的甘草还为企业带来了几百万元的收益。甘草，是一种既能防风固沙，又具有药用价值的经济植物。在种植甘草防风带的同时，以甘草为主要原材料，公司开始进入中医药产业。
亿利甘草扶贫
亿利集团的治沙事业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场在库布其沙区广泛动员的绿色行动逐步开展起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等地方政府出台“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引导个人和企业参与绿色行动。
从那时开始，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沙漠又先后建起了4条公路，路两侧种植了200多万亩以甘草、沙柳、杨树为主的经济生态林，连成了“三北”防护林中的重要一环。随着一条条穿沙公路在沙漠中纵横交错，当初的小盐场也逐步成长为亿利集团，在沙漠里打造了一条绿色产业链，其业务涵盖生态修复、生态健康、生态旅游、清洁煤化工、健康医药、生态人居、光伏治沙等，亿利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沙漠生态经济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亿利集团全力进军光伏产业，摸索出一条“板上发电、板下养殖、板间种植”的“光伏治沙”之路。“光伏板每个月要冲洗一次，清洁光伏板的水正好用以板下种植，种植植物的地方同时用来养鸡养羊，这样就带来三重效益：发电、牧草种植、养殖。”贺鹏飞介绍说。
亿利光伏扶贫
库布其沙漠盘踞于黄河内蒙古段“几”字弯南岸，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与河套平原交界地带，过去这里寸草不生，沙尘肆虐。经过亿利集团三十余年的治沙行动，这片无边的大漠被治理成了长满希望的土壤，创造了绿进沙退、荒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1.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中，有近1/3的沙漠变成了绿洲，植被覆盖度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不足3%增长到如今的53%，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沙丘高度明显降低，成为全球*被整体治理的沙漠。
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沙漠治理上的成就，使亿利公益基金会得以成为“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承办方之一。该论坛是全球*以荒漠化防治为主题的多边论坛，自2007年发起创办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已连续成功举办八届。论坛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交流防沙治沙经验的重要平台，是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窗口，是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
专业治沙技术，助力公益事业
亿利集团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沙漠化防治技术，涉及治沙、种植、节水、生态修复等各个领域。这些技术被亿利公益基金会应用于公益项目中，成为其开展公益事业的利器。
以种植技术为例，亿利公益基金会采用了两项突破性专利技术：“水汽植树法”和“高寒高海拔科技植树技术”。
贺鹏飞介绍，由于沙土松软加上水源短缺，在沙漠里植树是非常困难的。
亿利人一开始采用“锹挖植树法”，用铁锹在沙地里挖一锹，产生一个沙坑，但同时会往下渗出半锹的空间，使得挖出的坑特别大，所以特别费水；之后采用过“水瓶插柳法”，将树苗插到啤酒瓶里，再连瓶带苗埋进沙里，此法树苗成活率大约20%。但是用这两种方法植树，效率都很低。
水汽植树法
“水汽植树法”来自亿利植树工人的一次偶然发现。
一名植树工人无意间将一瓶矿泉水冲进了沙里，沙里出现了很深的一个坑。
在这一偶然发现的基础上，亿利团队研发了“水汽植树法”，原理很简单，用水管在沙漠里冲出一个一米深、直径10厘米的洞，随即将树苗直接插进洞里，用脚踩实沙子，10秒钟完成挖坑、浇水、填坑这一系列植树工序。
这种种植方法的树苗成活率在80%以上。
亿利集团将这一技术在中西部地区推广，仅在库布其沙漠地区五年间就完成了160万亩树苗的种植。
西藏那曲地区地处高寒地带，冻土层厚、氧气稀薄、风大天寒，历史上一直是种不活树的。当地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种树，曾经出台过“种活一棵树奖励10万元”的政策。许多人跃跃欲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2016年11月，受科技部委托，亿利派了由21人组成的科技团队进驻那曲，与北京大学、西藏的科研机构一起，承担了一项名为“那曲地区城镇植树关键技术研发与绿化模式示范”的专项课题。经过五六年时间，这一专项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课题组培育的8种树种在那曲地区的越冬保存率达到了75%以上，种下的44万棵树苗成活了30万棵。“高寒高海拔科学植树技术”打破了那曲地区种不活树的传统认知，在当地掀起一股种树的热潮。
亿利公益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将亿利集团的治沙与植树技术推广给更多需要的机构与地区，推动沙漠治理和环境保护。2017年6月24日，联合国环境署与亿利公益基金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共同成立“一带一路”沙漠绿色经济创新中心。该中心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建设信息共享、科技成果产业化，搭建经验交流平台，分享中国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治理与荒漠化防治的国际合作。
授人以渔，*扶贫
2018年，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亿利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光彩基金会共同设立了“亿利生态职业教育专项基金”，在蒙、藏、新、滇、甘五省区实施生态职业教育与就业扶贫行动。
贺鹏飞告诉《家族企业》杂志，之所以选择这五大省区，是因为亿利集团在这些地区都有生态项目。
这一专项基金的运作，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蒙、藏、新、滇、甘地区十八周岁到五十多岁的农牧民进行符合亿利生态产业要求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亿利生态项目的技术要求和技术规范。
比如在西藏地区，亿利集团除了在那曲种树，还有雅砻河治理项目以及南山边坡绿化项目。亿利基金会在西藏雇佣藏族同胞，成立一支藏族民工联队，每天花一个小时对他们进行种植培训，让他们参与到雅砻河治理和南山边坡绿化项目中。贺鹏飞介绍，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日薪160元。
亿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贺鹏飞考察西藏山南生态教育与产业扶贫工作
目前，与亿利集团有合作关系的民工联队达到了232支，按每支队伍50至60人计，有1万多人在亿利各个生态产业平台上打工就业。贺鹏飞推测，民工联队每人每年因此能增收2万元左右。而对于亿利集团来说，“亿利生态职业教育专项基金”项目为公司招募到了性价比较高的合格劳动力，可谓双赢。
“亿利生态职业教育专项基金”的第二部分是给到贫困家庭子女一定金额的教育补助，当贫困户子女考上职业技术学校或者大学，可以拿到金额不等的奖励。
甘草扶贫是亿利集团的传统项目。甘草种植及加工是亿利集团较早进入的一个产业。亿利集团旗下开设有三个药厂，都以甘草为主要原料。但是，只靠企业自己种植甘草，速度慢，规模有限。从2005年起，亿利就发动农户一起种植。在2011年亿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之后，甘草扶贫项目就由基金会为主体来实施了。
据贺鹏飞介绍，甘草扶贫采用“三到户”模式，即“种苗供应到户、技术服务到户、产品回收到户”。由亿利基金会牵头，给农户提供种苗；农户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植这些种苗，并能得到来自亿利技术团队的技术指导，学习种植技术和操作规范；在甘草种植成功后，基金会委托亿利旗下药业公司到农户家里回收甘草，解决农户后顾之忧。贺鹏飞说，通过这种“企业+农户+基地”的形式，采用“三到户”模式，亿利集团和亿利公益会在库布其沙漠共种植了100多万亩甘草，带动5500多人脱贫致富。
在亿利库布其甘草扶贫项目经验模式的基础上，亿利公益基金会推广实施了内蒙古杭锦旗全旗扶贫羊项目、四川雅安芦山红心猕猴桃种植项目、宁夏枸杞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西双版纳茶叶产区生态环境项目等。
“我们也做过很多捐资办学、赈灾救灾项目，这些项目也很重要，意义重大深远。不过，我认为，如果能把企业的核心业务和技术能力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在发展企业的同时，将企业的业务能力与技术能力自然而然地应用于公益事业，自然而然地去履行社会责任，这种公益慈善模式是*的。”贺鹏飞说。
综合《家族企业》杂志2022年7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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