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周期优选)
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周期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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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京东上的售价是1300元左右，在2008年戴尔27寸标清液晶显示屏售价是7600元上下。2021年，小米二代75寸高清液晶电视的售价是2800元，而在2008年，索尼和三星的70寸液晶电视售价近40万。短短10余年，电脑液晶显示屏的价格下跌到1/5，而液晶电视的价格差足有140倍。如此惊人的价格下跌不仅是因为生产过剩和技术进步，更是因为中国大陆本土的TFT-LCD产品对日、韩、台产品实现了替代。
在2008年，中国大陆的LCD产业只有三条5代线，电视面板市场基本被日韩台企业主导。2012年我国显示面板进口500亿美元，仅次于芯片、石油和铁矿石。而到了2020年，中国大陆LCD产业占据全球70%的产能，拥有近40%的全球市场，迫使三星和LG在2019年先后收缩、退出电视、手机的LCD面板市场，日本LCD企业的产能被压缩到全球的7%左右。
这一切的转折起始于京东方的扩张。
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经历了长达6年的彩电产业废弃之痛，历时20年国产化的彩电产业链，短时间内就有8成重新被日、韩、台企业取代。2001-2007年，三星、LG、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等六家韩、台企业共召开了53次“晶体会议”，协商作价和操控市场，加速这一替换速度。在这种危机下，2005-2006年，国内的彩电龙头企业TCL、创维、康佳、长虹在深圳市政府的投资承诺下，拉上技术入股的京东发一同发动“聚龙计划”，希望解决卡脖子问题。
此时的京东方5代线虽然开始量产，却恰逢液晶价格衰退期，正是资金短缺的时候，获得机会后立即组建团队准备研发6代线。但在2006年6月，获知情报的日本夏普游说了深圳政府，提出投资建设一条7.5代线，政府领导当即动了心，而其它彩电企业也被分裂，长虹直接退出，另有一家计划和夏普合作。最后“聚龙计划”因深圳市政府和夏普签署合作协议流产。后来，京东方又和上海的上广电（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昆山建6代线，夏普故技重施，以7.5代线动摇了上广电，再次把京东方踢出局。
但这两次协议，夏普都没有遵守，在京东方退出后都快速地毁诺走人。根据一些媒体的分析，夏普的两次搅局把中国液晶产业的发展推迟了两年左右。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07年液晶周期回升，京东方终于有了扩张的条件。为了解决借款难的问题，京东方创新了一种融资方法，以向市政府和地方社会资本增发股票为主、从银团贷款为辅的融资方式，快速获得足够的资金，先后在成都和合肥建设了4.5代线和6代线。
这其中，京东方与合肥市之间的合作常被人津津乐道，堪称地方政府投资的典范，标志着合肥市今后崛起的开端。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先后和合肥市领导谈了三次，第一此谈时就直接问：如果夏普找来怎么办？市领导表示绝不动摇。2008年9月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如果从社会集资不成功就再包揽30亿。协议一签，夏普果然找到合肥市，表示愿意投资建一条6代线，把京东方踢出去，市领导打趣道“要不就两条线都干”，没有让其得逞。
到了2009年全球TFT-LCD产业都被迫停止投资，唯有合肥六代线在6月开工建设，一时间万众瞩目。这使得合肥市和京东方都获得了很大收益，美国TFT-LCD上游产业链的国际巨头，应用材料公司和康宁公司，以及北京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七星华创等都与合肥六代线进行合作，一共数十家企业在合肥投厂。8月份，京东方一鼓作气又和北京亦庄经济区投资建设了8.5代线，这下稳坐钓鱼台的日韩台企业慌了。
这是因为京东方的综合技术能力已经达到和他们相近的水平，又有中国大陆政府的产业政策帮其解决融资困境，而中国庞大的市场消费潜力会使其规模快速扩张，完全可以超越日韩台企业的产能。而当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优势后，就可以抬高进口液晶面板的关税率，届时封锁中国大陆的日韩台会被中国市场反封锁（2019韩国日本开始被迫退出LCD市场）。
（关于京东方何以培养出独立自主的技术能力，读者可以看看我的上一篇TFT-LCD产业史）
在9、10月份，外企对中国大陆维持多年的液晶技术封锁彻底破产，夏普、LG、三星纷纷来中国大陆商谈项目，中国台湾企业也开始呼吁台湾政府允许台商到大陆投资，不过这些投资并没有立刻中国政府被批准，京东方获得了一定的时间优势。
但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最早建成5代线的上广电，终因多年亏损宣布破产。这家企业的生产线来自日本夏普，自己没有技术能力，产品在亏损，又被技术封锁，束手无策只能借钱续命，最终无以为继。
2009年中国政府因为担心液晶产能过剩，宣布只允许再建设两条生产线，而竞争方足有五家（夏普、京东方、LG、三星、富士康）。但此时中国政府还尚未计划好TFT-LCD的产业政策，在技术引进路线和自主路线间摇摆不定。犹犹豫豫了1年后，终于在2010年12月批准了三星和LG在大陆的项目。
打脸的是，LG和三星因市场需求没有按预计回升，推迟了2011年春天预计开工的生产线，令被占着的土地的广州和苏州政府分外尴尬。此时唯有早已规划好的京东方和TCL的8.5代线在建。
这之后，京东方又在成都、重庆、合肥、内蒙古继续获得地方政府牵头的股票增发投资，建设高世代线，直到在合肥投资10.5线时，因400亿的规模太大而开始采取从银团和地方城投公司间接融资的办法。伴随产能高速扩张的是京东方科技研发成果的高歌猛进，2009年4月，*个TFT-LC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京东方设立，2016-2019年京东方连续进入国际专利申请前10企业。
除了京东方外，TCL华星光电在2009年抓住机会崛起。TCL是2007年“聚龙计划”的发起者之一，该计划流产后，TCL和三星签署了合作协议，合资建设了一个液晶模组厂，获得三星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之后董事长李东生多次寻求从外资引进生产线，均失败。到了2009年，他终于通过台湾的关系招募到一支百多人的台湾工程师团队，并和深圳市政府协商投资建设8.5代线，成为中国第二家能自主建设生产线的企业。
京东方和TCL的崛起具有历史意义。现代工业的规模效益大，投入产出高，TFT-LCD的每一条高世代生产线的投资数额都超过此前我国财政对任何一个工业项目的一次投入。京东方和TCL在LCD产业站稳了脚跟，标志着全球半导体工业发展以来，*次在电子元器件产业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中国的私人部门的投资市场却是短视的，相比成本高昂、风险巨大的本土工业，他们更愿意投机房地产和概念项目。因此只有政府部门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入局，才可以支持庞大的工业投资，这也使得习惯引进外资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起培养拥有自主技术能力的本土企业，为之后我国光伏、光电、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7月11日雅创电子（301099）涨5.89%，收盘报81.11元，换手率12.0%，成交量2.15万手，成交额1.69亿元。资金流向数据方面，7月11日主力资金净流入1736.17万元，游资资金净流入1281.06万元，散户资金净流出3017.23万元。融资融券方面近5日融资净流入2307.33万，融资余额增加；融券净流入3.76万，融券余额增加。
重仓雅创电子的前十大公募基金
该股最近90天内共有4家机构给出评级，买入评级1家，增持评级2家；过去90天内机构目标均价为53.75。
根据2022Q1季报公募基金重仓股数据，重仓该股的公募基金共17家，其中持有数量最多的公募基金为嘉实研究精选混合A。嘉实研究精选混合A目前规模为15.7亿元，*净值2.066（7月8日），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15%，近一年下跌17.81%。该公募基金现任基金经理为肖觅 陈永 刘俣豪。肖觅在任的基金产品包括:嘉实物流产业股票A，管理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至今，期间收益率为157.8%；嘉实基础产业优选股票A，管理时间为2020年4月15日至今，期间收益率为24.37%；嘉实周期优选混合，管理时间为2020年6月5日至今，期间收益率为51.34%；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管理时间为2021年3月19日至今，期间收益率为-1.42%。
嘉实研究精选混合A的前十大重仓股
斑马消费 沈庹
这已经是锦和商业第6次向A股发起冲击了。2014年以来年年披露IPO招股书，2016年、2017年两度“上会”被否，上市之路异常坎坷。
而今卷土重来，运营物业存在瑕疵，业绩严重依赖关联公司，流动性压力较大，股权转让迷局，二股东平安等外部资本撤退等等，各种问题均没有得到解决，锦和商业上市之路胜算几何？
流动性压力持续
8月16日，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锦和商业”）再度披露IPO招股书，拟登陆上交所募资8.28亿元，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补充流动资金。
作为一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运营商，截至2019年6月底，公司承租运营的项目共24个，可供出租的物业面积约53万平方米，参股运营项目2个，受托运营项目2个。
2016年-2018年，锦和商业营业收入分别为5.30亿元、6.44亿元、8.00亿元，归属净利润分别为1.00亿元、1.18亿元、1.77亿元，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归属净利润分别为4.07亿元、7821.17万元。
公司的商业模式很简单，把写字楼或是旧厂房租下来，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租给企业办公。
公司旗下*的项目——越界创意园，原为上海金星电视机总厂，地处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地区。公司将老厂区打造为8.2万平米的创意空间，2008年5月开始对外运营。
2018年，公司为该项目向物业方支付租金3991.04万元，但获得的营业收入高达1.84亿元、毛利润高达1.08亿元。
只是作为“二房东”的话，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何在？2017年11月，锦和商业二度“上会”，发审委就重点关注了定价合理性的问题。
不过，即便只是作为一个“二房东”，公司的流动性压力也非常大。
在所有的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均远低于流动负债。截至2019年6月底，公司流动负债为4.95亿元/其中银行借款余额为1.66亿元，营运资金（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为-2.04亿元。
所以，公司急着上市募资，计划将其中的6.75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补充流动资金。
多处物业存在瑕疵
截至2019年6月，锦和商业已承租运营的24个园区项目中，9个园区承租的建筑物所在土地为物业产权方以划拨方式取得，16个园区（含部分园区的土地为物业产权方以划拨方式取得）承租的建筑物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使用情况与规划用途不一致。
其中，截至目前，仍然有越界X2·创意空间、越界·康桥坊等项目未取得产权证书。
另外，公司部分项目所在物业，存在法律纠纷。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创力（2007年2月成立）向苏州金属工艺厂租赁一处物业，打造为越界·X2创意街区。但是，该物业2008年3月起被上海市公安局因一起经济犯罪案件而查封。该查封状态现在仍处于持续中，越界·X2创意街区目前也仍然在营业。
报告期内，公司多次因安全隐患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2016年5月，上海徐汇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使用未经检验的机械式停车设备”，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能徐汇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2017年6月，上海宝山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乘客电梯”，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能进行行政处罚。
报告期内，公司名下有7起诉讼，几乎全部为租赁纠纷。其中，有3起发生在2019年上半年，均为租赁企业起诉公司及子公司，要求返还租赁意向金、保证金，赔偿相关损失。
业务重度依赖关联方
锦和商业前身锦和有限成立于2007年5月，广电信息持股95%，虹美贸易持股5%。
广电信息，正是原A股上市公司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重大资产重组后更名为百视通，2015年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东方明珠（600637.SH）；虹美贸易同样是国资背景，背后乃是徐汇区和虹梅街道。
2007年开始，经过一系列增资和股权转让，广电信息和虹美贸易完全退出，郁敏珺持股90%的锦和投资于2011年12月成功掌控锦和商业***股权。
之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郁敏珺一边通过并购重组扩大公司业务版图，一边对外融资储备弹药。
锦和系的园区运营项目公司上海锦羽、上海锦翌、上海锦瑞、上海锦长、和矩商务、苏州创力注入到锦和商业。公司还对外收购了上海数娱、史坦舍、劲佳投资、上海力衡等项目公司。
2012年1月，锦和商业引入平安创新资本、华映资本等外部投资者，着手IPO事宜。
锦和商业的控股股东锦和投资，旗下有大量的商办物业，出租给公司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运营。
比如说，公司旗下*的项目，越界创意园，该物业方广电浦东，正是锦和投资的附属公司。该项目获得的营业收入占公司2成，毛利占公司三分之一——公司业绩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
IPO屡战屡败平安撤资
这已经是锦和商业第6次发起IPO冲击了。
从2014年开始，公司每年都会向证监会提交IPO招股书，不仅募集资金和募资项目年年调整，连保荐券商、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都换了好几轮。
国信证券、华西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轮番上阵，律所聘请过德恒和国枫，资产评估先是银信，后来换成众华，只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服务到现在。
2016年3月和2017年11月，公司两次“上会”，均被否。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运营物业存在瑕疵；广电信息股权转让存疑；关联交易频繁；财务压力大；高层人员变动频繁等。
因为IPO屡战屡败，投资方也不等了，撤资。
2012年，平安创新资本斥资近亿元获得锦和商业10.56%的股份，成为公司二股东。2018年2月，平安创新资本将所持全部股份以1.74亿元的对价转让；在此之前，玮弘投资、上海星憾等多名股东也转让股份退出。
引入投资及投资撤出过程中，锦和商业股份定价差距较大，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9年8月，锦和商业卷土重来，披露IPO招股书，上述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再度向上交所发起冲击，能否如愿？
⭐ 设个星标吧朋友们 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 ——约瑟夫·熊彼得 说到纯粹经济以外的维度，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观察者，北京的出租车司机、5元理发店的老师傅，以及过年饭桌上的中年男性长辈们，都是最有价值评论员的有力争夺者。但真正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梳理好“中国特色”的肌理，绝非易事。 《生活大爆炸》剧照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所触及的答案好像更清晰了，又好像更复杂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维度莫过于政府、政治与政策。 世上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情，“政府”和“市场”其实也是如此，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 如果关注相关新闻，可以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直接参与了市场活动。比如最近出圈的“深圳国资委”、“化身风投的合肥市政府”、“不是不努力的江西”，等等。当然，政府不能直接投资贷款，*的企业也不是想建就有，其中的政商联动，其实是说得清、查得明的。 深圳国资委收购苏宁易购股份 2000年—2020年合肥市与南昌市GDP走势对比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近几十年，中国其实是处在市场建设与经济建设交互推进的过程中，要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时，只有结合具体案例细节才有意义。因为案例中包含了大量容易被经济学理论模型和统计数据忽略的重要信息，而这些重要信息，可能恰恰是行业案例中更关键的因素。 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液晶显示企业的崛起，是中国产业在良性政商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20世纪结束时，国际技术更迭突然让国内“便宜”的彩电“索然无味”。但在技术封锁和价格操控的背景下，自主品牌要突围殊为不易。回顾这二十年的历程，一句简单的“政府扶持”显然解释不了所有问题。经历了长期融资扩张，京东方的股价却并未随之一路走高，这也遭到了很多投资者的质疑。如今，阶段性的市场龙头地位同样不是这条赛道的终点。*可以确认的是，认识“从何而来”，才是思考“去向何方”的基础。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可以思考规模效应与产业集聚的战略意义，可以感受地方政府间的“发展竞赛”是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并接受市场规则的检验……当作故事来看，也很精彩哦！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节选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四章第一节，正文略有删改 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2008年，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7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2020年，3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接近40万元，是今天价格的100倍， 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2008年，面板行业由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主导，大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忽略不计。2012年，我国进口显示面板总值高达50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到了2020年，大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接近四成，成为世界第一，彻底摆脱了依赖进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批重量级企业，如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2018年全球液晶显示器面板出货数量排名（单位：百万台）京东方位列第一 在显示面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规模*也最重要的公司京东方为例，其液晶显示面板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领域的销量近些年来一直居于全球首位。根据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前六大股东均是北京、合肥、重庆三地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合计占股比例为23.8%。其中既有综合类国资集团（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也有聚焦具体行业的国有控股集团（如北京电子控股），还有上一章讨论的地方城投公司（如合肥建投和重庆渝富）。投资方式既有直接股权投资，也有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见本章第三节）进行的投资。 液晶显示屏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我国大陆彩电行业的重头戏码是各种价格战。当时大陆的主流产品还是笨重的显像管（CRT）电视，建设了大量显像管工厂。但其时国际技术主流却已转向了平板液晶显示，彻底取代显像管之势不可逆转，而占液晶电视成本七八成的显示面板，大陆却没有相关技术，完全依赖进口。 大陆花了近20年才让彩电工业价值链的95%实现了本土化，但由于没跟上液晶显示的技术变迁，一夜之间价值链的80%又需要依赖进口。而主要的面板厂商都在日韩和中国台湾，他们常常联手操纵价格和供货量。2001年至2006年，三星、LG、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等六家主要企业，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召开了共计53次“晶体会议”，协商作价和联合操纵市场，使得液晶面板一度占到电视机总成本的八成。 2013年，发改委依照《价格法》（案发时候还没有《反垄断法》，后者自2008 年起施行）中操纵市场价格的条款，罚了这六家企业3.5亿元。欧美也对如此恶劣的价格操纵行为做了处罚：欧盟罚了他们6.5亿欧元，美国罚了他们13亿美元。 在这一背景下，具有自主技术和研发能力的京东方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家企业的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经过不断改制和奋斗，21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生产小型液晶显示面板的能力。这些能力大多源自2005年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5代线，这是国内第二条5代线，当时非常先进，距离全球第一条5代线（韩国LG）的建成投产时间也不过三年。 这条生产线收购自韩国企业，投资规模很大。当时的融资计划是设立一家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为项目建设融资，但这个上市计划失败了。可生产线已经开始建设，各种设备的订单也已经下了，于是在北京市政府与国开行的协调下，9家银行组成银团，由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牵头，贷款给京东方7.4亿美元。北京市政府也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以国资委的全资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借款主体。这笔政府借款后来转为了股份，在二级市场套现后还赚了一笔。此外，在5代线建设运营期间，北京市政府还先后给予两次政策贴息共1.8亿元，市财政局也给了一笔专项补助资金5327万元。 京东方企业愿景 天有不测风云。京东方5代线的运气不好，在液晶面板大起大落的行业周期中，投在了波峰，产在了波谷。其主打产品即17寸显示屏的价格从动工建设时的每片300美元暴跌到了量产时的每片150美元。 2005年和2006年两年，京东方亏损了33亿元，北京市政府无力救助。若银团贷款不能展期，就会有大麻烦。银团贷款展期必须所有参与的银行都同意，而9家银行中出资最少的1家小银行不同意，反复协调后才做通工作，但其中的风险和难度也让京东方从此改变了融资模式。其后数条生产线的建设都采用股权融资：先向项目所在地政府筹集足够的资本金，剩余部分再使用贷款。 2008年，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4.5代线，第一次试水新的融资模式。这条生产线总投资34亿元，其中向成都市两家城投公司定向增发股票18亿元，剩余16亿元采用银团贷款，由国开行牵头。两家城投公司分别是成都市政府的全资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现名成都产业投资集团）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这两家公司不仅有大量与土地开发和融资相关的业务（见第三章），也是当地国资最重要的产业投资平台。 与北京5代线项目相比，成都4.5代线的资本金充足多了，京东方运气也好多了。这条以小屏幕产品为主的生产线，投产后正好赶上了智能手机的爆发，一直盈利，也为京东方布局手机屏幕领域占了先机。 京东方柔性显示屏 但当时*钱的市场还是电视。 主流的27寸和32寸大屏幕电视，显示面板完全依赖进口。但建设一条可生产大屏幕的6代线（可生产18—37寸屏幕）所需投资超过百亿元，融资是个大问题。 2005—2006年，国内彩电巨头TCL、创维、康佳、长虹等计划联手解决“卡脖子”问题，于是拉来了京东方，在深圳启动了“聚龙计划”，想借助财力雄厚的深圳市政府的投资，在当地建设6代线。 但信息流出后，日本夏普开始游说深圳市政府，提出甩开技术落后的京东方，帮深圳建设一条投资280亿元的7.5代线。由于夏普的技术和经验远胜京东方，深圳市政府于是在2007年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京东方出局，“聚龙计划”流产。但仅一个多月之后，夏普就终止了与深圳的合作。当时上海的上广电（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计划和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建设一条6代线，但夏普再次上门搅局，提出与上广电合作，将京东方踢出局。随后不久，夏普再次找借口退出了与上广电的合作。 夏普的两次搅局推迟了我国高世代产线的建设，但也给了合肥一个与京东方合作的机会。 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建一条投资175亿元的6代线，非常困难，经济和政治决策风险都很大。但当时的合肥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6代线。 融资方案仍然采用京东方在成都项目中用过的股票定向增发，但因为投资金额太大、合肥政府财力不足，所以这次增发对象不限于政府，也面向社会资本。但合肥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定向增发不顺利时，兜底出资90亿元，可以说是把家底押上了。 在这个过程中，夏普又来搅局，但因为京东方已经吃过两次夏普的亏，所以在与合肥合作之初就曾问过市领导：如果夏普来了怎么办？领导曾表示过绝不动摇，所以这次搅局没有成功。 上一章说过，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资本市场和信用机制都不完善，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政府为主体来融资和投资，更为可行。这不仅适用于与土地有关的债务融资，也适用于股权融资。 在合肥6代线项目的股票定向增发上，市政府参与的主体又是两家城投公司，市政府的全资公司合肥建投和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合肥鑫城。二者的参与带动了社会资本：2009年的这次定向增发一共融资120亿元，两家城投公司一共只出资了30亿元，其他8家社会投资机构出资90亿元。 与成都项目类似，定向增发之外，京东方再次利用了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贷款，金额高达75亿元。 合肥6代线是我国第一条高世代生产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的一笔单体工业投资。这条生产线生产出了大陆第一台32寸液晶屏幕，让合肥一跃成为被关注的高技术制造业基地。不仅很多中央领导来视察，周边经济发达的江浙沪领导也都组团来考察， 为合肥和安徽政府赢得了声誉。 京东方在合肥建设10.5代生产线，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 京东方后来又在合肥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代生产线（2018年投产），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4万亿”计划出台之后，京东方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 2009年初，中央*将发展“新型显示器件”列入政策支持范围。 6月，合肥6代线开工建设。 8月，京东方8.5代线的奠基仪式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彻底打破了韩日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技术和设厂封锁。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内，坐不住的境外厂商开始迅速推进与大陆的实质性合作。夏普和南京的熊猫集团开始合资建线，LG和广州签约建设8代线，三星则和苏州签约建设7.5代线。中国台湾的面板厂商也开始呼吁台湾当局放开对大陆的技术限制，允许台商在大陆设厂。但这些合资项目并没有获得我国政府的快速批准，京东方赢得了一些发展时间。 京东方总部内景 在这一快速扩张阶段，京东方的基本融资模式都是“扩充资本金+银团贷款”。 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来扩充其资本金，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在鄂尔多斯生产线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甚至拿出了10亿吨煤矿的开采权。 此外，地方城投公司也可以委托当地银行向京东方提供低息甚至免息委托贷款。比如在北京亦庄8.5 代线的建设过程中，亦庄开发区的全资公司亦庄国投就曾委托北京银行向京东方贷款2亿元，年利率仅为0.01%。 再比如，2015年京东方在成都高新区建设新的产线，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成都高投就先后向京东方提供委托贷款44亿元，年利率为4.95%，但所有利息都由高新区政府全额补贴。 2014年，京东方做了*的一笔股票定向增发，总额为449亿元，用于北京、重庆、合肥等地的产线建设。这笔增发的参与者中前三位都是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北京约85亿元，重庆约62亿元，合肥约60亿元。 2015年之后，随着新世代产线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京东方基本上停止了新的股票定向增发，而让地方政府平台公司通过银团贷款或其他方式去筹集资金。 比如2015年开工建设的合肥10.5代线项目，计划投资400亿元，项目资本金220亿元，银团贷款180亿元。在这220亿中，市政府通过本地*的城投公司合肥建投筹集180亿，京东方自筹40 亿。筹资过程中也利用了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如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新的方式引入了外部资金（见本章第三节）。 京东方的发展路径并非孤例。位列国内显示面板第二位的TCL华星光电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同样也是在政府投资推动下发展的。 2007年“聚龙计划”流产后，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屡次尝试与外商合资引进高世代面板产线，均告失败，于是他与深圳市政府商议组建团队自主建设8.5代线。 TCL创始人李东生 该项目计划投资245亿元，是深圳历史上*的单体投资工业项目。首期出资100亿，TCL从社会上募集50亿，深圳市通过国资委旗下的投资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50亿（具体由子公司深超投资执行）。 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因为TCL和京东方不同，并没有相关技术储备和人才，基本依靠从台湾挖来的工程师团队。深圳市政府为降低风险，还将15%的股份卖给了三星。这些股份后来大部分被湖北省政府的投资基金收购，用于建设华星光电在武汉的生产线。 2013—2017年，华星光电营业收入从155亿元涨到306亿元，净利润从3.2亿元涨到49亿元。正是因为有华星光电，在家电行业逐渐败退的TCL集团才成功转向面板生产，2019年正式更名为TCL科技。 *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 著 ● 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 ● 政府如何直接、具体、务实地介入经济活动？ ● 张军、周黎安、王烁、刘格菘、罗永浩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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