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债券基金)市场制度规则
市场制度(债券基金)市场制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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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加强市场制度建设？
中国银河金控董事长李梅：“十九大以来，***国务院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重视，就加快金融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那么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地，我们相信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不断得到提升。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制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全面加强市场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我认为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去做工作。
一是把好入口，稳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今年，中国A股市场克服疫情的影响。在注册制的政策的带动下，A股上市公司发行数量和募资规模大幅增长，总市值稳居全球第二。市场快速扩容的同时，也出现了个别上市公司治理失效、内控缺失，大股东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因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是保证注册制顺利实行，持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根本保障。
二是管控风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资本市场运行整体稳定，但部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还是存在风险，偿付能力下降、债务爆雷时有发生。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冲击，全球各类风险资产剧烈波动的风险仍不容忽视。在增加市场包容性融资便利性同时，必须不断建立健全资本市场风险监测、预警防控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形成有效的资本市场风险管理的联防联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畅通出口，加大困境公司重整处置力度。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健全常态化的退出机制，让优者上劣者退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优势，加大困境公司疏困力度，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以增量化解存量风险，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退市公司通过破产重整重新上市，以低效资产转化成高效资产，保护投资者利益。”
盘点几只近一年回撤比较*的债券基金，开门见山：仅作为盘点，不作为推荐。
兴业短债A/C（002301/002769）
这是过去一年，表现最为“魔鬼”的一只普通开放式债券基金，近一年*回撤是0.02%，这个数据是不是很令人吃惊？
数据韭圈儿，2022-3-14，下同
兴业短债基金是由混合型基金转型而来的，转型也挺长时间了，但是成立以来这个口径的数据肯定还会带上之前混合型基金时期的经历，这是看长期数据时需要注意的一点背景。
兴业基金是兴业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跟我们熟悉的“兴全”、“兴证全球基金”并不是一家，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点背景。这只基金持仓以信用债为主，虽然没什么攻击力，上行的步子比较小，但是回撤控制堪称梦幻。管理费0.3%/年，托管费0.1%/年，C类销售服务费0.2%/年，持有满7天即可免费赎回。
创金合信恒利超短债A/E（006076/008959）
近一年*回撤0.03%，比起兴业短债稍逊色一些，不过也是超神状态了。
其实这只基金在互联网渠道还是比较火的，但是万万没想到规模却只有这么一点，这平均持有金额真是低得可怜啊！互联网渠道客户的财力还是有待“发育”的。
创金合信恒利超短债其实有三类份额，C类直接忽略的原因是费率被后推出的E类完虐，就没有必要关注了。这只基金的持仓也是信用债为主，看重仓主要是小地方的城投债券，很涨地理知识。
创金合信鑫日享短债A/E（006824/009311）
同样是创金合信基金出品的产品，团队是一样的，份额类别设置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忽略C类。近一年*回撤0.03%都是一样的……
策略上应该差不多，就是债券久期可能长一点，短债比超短债的期限还是要长点的。这只基金应该是跟银行渠道合作的系列产品，金鹰基金、安信基金、新华基金、兴银基金也有名为“鑫日享”的产品，这个渠道应该是民生银行。有银行渠道的支持，人均持有金额就高太多了！
德邦锐兴债券A/C（002704/002705）
去年下半年开始火速蹿红的网红基金，在互联网渠道备受欢迎，规模迅速增长。近一年*回撤0.1%，比起前面的大不少，但是这只基金的收益水平是远高于前面几只基金的，近一年收益大致是前面的2倍左右。对应这个收益来说，这个回撤实在是小。
为什么这么*？柠檬君也摸不着头脑。不过随着基金规模的增长，这只基金没有之前那么“秀儿”了，不过这也正常，规模起来了，肯定不如之前灵活。
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C（003412）
看到这里，肯定会问，这篇文章不是盘点债券基金吗？这怎么还出来个混合基金？
近一年*回撤0.06%，这在混合型基金里是不是“毁天灭地”的存在？其实这就是一只“披着混合型基金外皮的短债基金”，这只基金的管理团队都是鹏华基金的现金管理部，也就是主要管理货币基金的团队。
还有一类新产品——同业存单基金，也是混合型，也是可以视为“有着混合型基金外皮”的短债基金，这7天即可免费赎回的混合型基金，哪还有了？类型优势其实是个很大的优势，有些投资者还是很需要这类产品的。
就是不退！这些基金是债券基金最后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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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中国经营报》2022年6月13日
毫无疑问，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政策落实，正迎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
早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对此，《中国经营报》
在贾康看来：“当前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中央先后发布很多改革文件，这么多的改革文件要真正落实，显然到了要‘啃硬骨头’的时候了。而‘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方案需要系统化思维，配套改革虽然不排除重点突破，但至少是最小‘一揽子式’的。”
一直以来，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旨在推动“制度一律”的统一大市场，又会如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呢？贾康认为：“政府跟市场主体要划清边界，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井水不犯河水’，在一些特殊领域，‘有为、有限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互动，可以实现螺旋式上升中结成的伙伴关系，比如PPP就是一种典型的伙伴模式。”
“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政府一方面要防通胀压力传导到CPI（消费物价指数），另一方面还要给整个经济升温。《意见》在复杂的局面之下，实际上包含着对整个市场环境的规范化，有利于企业改善预期，形成长期行为导向，给企业吃下定心丸。”贾康表示。
要深刻理解统一大市场的内涵
新意在于“大” ，重点在“规范统一”。
贾康：这是中央在推进全面改革进程中发布的一份承前启后的重要指导文件。在此之前，这些重要指导文件的发布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十九大后*的指导文件又包括了推动要素市场化建设等。事实上，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就意味着客观上要求市场环境中的规则要规范统一，只有规则统一，才能建立起市场化的要素流动机制，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能够解放生产力。
《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其内在逻辑与之前的文件是一脉相承、前后呼应的，其新意在于“大”字。我们知道，过去文件里就运用过“统一市场”的表述，现在统一市场前面加了一个“大”字，强调的是我国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市场规模之大已经今非昔比。同时，呼应此前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即“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内循环当然是指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而内外循环对接强调的则是世界大市场，所以，“大”的背后还有放眼整个全球市场的意味，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世界上商业文明规则打通的必然选择。
由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并不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在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同时，对接全球大市场。
同时，统一大市场提出要消除条块分割和地方壁垒，那么就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条块分割。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提出，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即如果手中有公共权力的各个部门，不遵循市场的运行机制和不尊重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都在那里一味强调从严、从紧、防范风险，要火线立功，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各个部门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宏观上却出现了很大的负效应；而且会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把系统工程碎片化，搞出“碳冲锋”式的错误举措。此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些地方把实现双碳目标40年为期的持久战，在某些场景里变成了直接拉闸限电，完全违反了政策理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作深刻的反思。
首先，对于《意见》中提出的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内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统一在哪里？统一的是什么？在我看来，统一大市场，应该“统一”在所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长期行为所需要匹配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首先是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从根底上给所有的市场主体依法而确切无疑的产权保护，这就要求制度规则必须统一，即进一步说，不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都要实现竞争中性对接所有制中性，合法产权受到切实保护，这才叫统一规范的市场。也只有如此，企业才有好的预期，才能生成长期行为，这是我愿特别强调的第一层意思。
其次，统一大市场的“统一”要对接到经济实际运行中间的要素流动。这就要求消除条块分割，打破地方壁垒，奉行“竞争中性”，各个管理部门不能够再继续搞成“两个谬误”，整个市场的要素流动应该学习贯彻上海自贸区确立的“企业负面清单”制度，即“法无禁止即可为”，只有如此，企业才可以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同时，政府需要通过正面清单约束自身的行为，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建立“责任清单”。所有的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要有绩效考评和问责。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体系，既是统一规则的应有之义，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必须打通的运行机制，更是对接国际商业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
再次，建设统一大市场要强调中国背景之下如何改造城乡分治格局。我们要注意到，过去相当长时期形成的城乡分治格局，是传统的二元经济加上传统体制下的城乡分治，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形成了诸多的阻碍与条条框框。只有冲破这些城乡分治的旧框框，才能实现要素市场里最关键的人力资本的充分自主流动。这就涉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过去40年间，我们已经约有3亿人进城，但直到今天，这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还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社会成员还没有办法均等化地享受城市的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未来几十年，我国还大约有4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个事情不解决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会有非常严重的阻碍。
所以，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需要我们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化上攻坚克难，有条件放开户籍的地方赶快放开；没有条件的，一般情况下也要给人以希望，通过居住证制度和打分制度实现逐渐过渡，即通过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有序解决摘掉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属帽子问题。我们要消除思维惯性，遵循“劳动者创造价值”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统一市场建设，造福于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
贾康：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个判断的哲理根基与“问题导向”的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都是为人服务的，所有的社会成员应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一律平等。那么，怎么能够在这么明显的城乡分治情况之下，对于一部分社会成员、一部分公民“入另册”的情况继续淡漠处之呢？
在此前一个阶段往往有一定的思维惯性，感觉农村的社会成员能够进城务工就不错了，收入比过去也高了很多倍呢，他们也很高兴。有些供给跟不上，也觉得似乎不是大的压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出现所谓驱离低端人口的现象，曾经使媒体对这些字眼也很敏感，这都反映了我们的矛盾纠结。但现在，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要争取以法律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对应的，就是我们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实质性地给他们提供越来越符合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一视同仁地在统一市场里“规则一律”地来给他们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中央文件的精神内涵。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而“以人为本”就是解放生产力谋求发展的目标归宿。为此，我们要克服现有生产关系中的弊端，既然“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那么就要“革”掉那些落后的、跟不上时代要求的生产关系弊端的命。这个问题现在到了深水区，真的攻坚克难并不容易，近些年大家都看到中央发布了很多改革文件，这么多的改革文件要真正落实，显然到了要“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方案需要系统化思维
配套改革不排除重点突破，但至少是最小“一揽子式”的。
贾康：*是这样的，其实*也说了多次，就是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怎么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大家都已经议论多年，奶酪动起来是很难的。李克强总理说过一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黑色幽默意味。
在对这个问题的突破上，中央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必须是坚持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配套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虽然配套改革方面不排除重点突破，但至少应是“最小一揽子式”的，一定要在配套的、系统化思维的大前提之下，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可操作的改革方案。这意味着，配套改革在实际生活中要一轮一轮来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贾康：首先，要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指导。一方面，中央层面在法治建设中要对各个部门有清晰的事权方面的授予，要有正面清单；另一方面，在事权清单的基础上，后面还要跟上责任清单和问责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相对独立的监察与考评。这也是中央所要求的要有持续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来对权力进行约束。
其次，要有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和监督，这是现代社会治理非常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一些部门总是觉得自己公权在手，是在尽责地去火线立功，做调控管理，但中央强调的是现代国家治理概念，那么，治理和管理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说，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充分互动，强调的是让公众在阳光化的环境下监督政府各个部门的行为，强调的是行政行为的偏差在民众感觉有问题后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与纠正。所以，治理是有约束的，这涉及到“法治化”概念之下的“民主化”。现在，一些行业、部门、地方的公权管理环节，让企业已经感觉都撑不下去了，而政府方面的管理者却还觉得很得意，认为这是自己的政绩，最后矛盾拢在一起，形成了中央所说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综合交织。这很值得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很好的民众意愿的反映，像过去党的优良传统一样能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能够持续地以调研听到公众疾苦的反映，听到一线市场主体碰到的现实问题，那么，合成谬误、分解谬误会在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就得到察觉和遏制。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有为、有限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可以实现螺旋式上升，最终结合伙伴关系，PPP就是一种典型的伙伴模式。
贾康：这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说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几十年来苦苦寻求正确的答案，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后的深化改革过程中，要解决好的也是这个关系。现在我们还在改革深水区，要继续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攻坚克难。
举例来说，像前面说到的企业负面清单，几年前上海自贸区曾经摸查过一次，各个政府管理部门有红头文件依据、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达3000多项。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按照较高水平的要求，把它们清理和简化。现在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有多少项，我没有*数据，但显然3000多项的负面清单是个国际笑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企业还怎么去创业创新，怎么去试错？
由此，政府的作为，要有为还要有限，不能说自己觉得方向正确、取向合理就可以，没有边界是不行的。
关于市场的有效，关键是要真正地认识市场、顺应市场乃至敬畏市场，当然也要正视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要真正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关键性的思想认识和思想突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既然总体来说市场是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充其量是辅助性作用。当然不排除在某些领域里，政府要起主导的作用，比如说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或在存有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的某些特定领域，政府要起引导或主导作用。但主导作用怎么起得好，“有为”还要“有限”，还要受到监督，综合起来掌握确实比较复杂。
我们有一个评价：改革在一定的意义上使大家认识到了，政府的活动边界应该是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所以政府跟市场主体要划清边界，思维模式就叫“井水不犯河水”。划清边界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考虑它们之间怎么互动，双方关系正确处理的境界还要有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比如几年前我曾力主的PPP模式，即在政策性融资概念之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成为伙伴关系，一起来做一些举足轻重的建设项目。这就不再是简单的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关系通过螺旋式上升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这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种守正出奇的创新。
说白了，就是要冒着风险守正出奇，如果处理得不好，政策性融资和PPP模式就变成了拉关系，处处乌烟瘴气，但是如果处理得好，那就能充分调动我们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实现超常规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在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大踏步跟上时代，最后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对于市场上的创新主体来说，他们往往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勇气或积极性去做那种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所以，政府的参与和互动，是一种“四两拨千斤”引致社会资本投资的做法，是在规范的股权框架下对市场机制创新的探索与开拓。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要形成一种高水平的组合，就要防止设租寻租。既要划清边界，又要在一定的特定发展领域里打造螺旋式上升的合作关系，确实很复杂，不是一两个原则就能讲清楚的，有的时候水很深。比如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一旦国有股一股独大，以混改之名一味想控制民企，民企方面就会望而生畏。
贾康：产业引导基金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政府和市场对接的机制，尤其是在高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里面，我们在借鉴硅谷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行产业基金对特定创新的引导。据我的观察，产业引导基金的基本特色是政府只是第一推动力，即注资推动母基金的成立，但母基金不能直接上阵选择投资支持项目，而是通过制定规则，给出一些特定的政策导向和优惠的条款进行产业投资引导，带动以社会资本为主的一群子基金去支持产业创新项目。很多时候，政府会设计“优先，劣后”等模式，出了风险以后，政府可最后托底，碰到好事政府让，碰到坏事政府担。子基金中有时政府持有的股份只是“金股”性质的，可以并不参与分红，而只是拥有否决权。这种模式非常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融资风险比较高的项目，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助力和加持，提高非政府主体在符合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导向上的投资积极性。
贾康：市场也有一定的区域性，有一定的层次性，各个地方从产业发展落到引导基金，也会有地域特点。比如我知道湖北有“长江产业基金”，它不可能覆盖全国，其重点给予支持的，还是湖北所在的长江中游的一些项目。但这跟统一大市场并不矛盾，关键是这些地方产业基金运行的规则，不能够重复原来搞区域封锁的一套，尤其是不能借助行政的力量搞区域垄断。统一大市场要做的事情中，要革除这些弊病。
总体来说，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下，各地产业引导基金可以有自己的侧重范围，但在总体的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公平竞争方面，是要与全国市场打通的，各个区域之间也一定要对接“规则一律”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环境。
统一大市场与“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
《意见》在复杂的局面之下，实际上包含着对整个市场环境的规范化，有利于企业改善预期，形成长期行为的导向，给企业吃下定心丸。
贾康：双循环本来就是在国内国际一个大平台上并存的，在新发展格局表述之下，其“新”就新在我们要审时夺势更多地依靠已经雄厚起来的国内大市场，去抵御一些来自外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我们自己相对容易把握的确定性，同时也更好地掌握我们在风云变换中推动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主导权因素。
所以，双循环“新”在内循环为主体，*不是排除外循环，而是要内外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而且要更好地在应变的过程中继续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但是侧重点确实有阶段性的不同。首先，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着力把文章做好做足，同时积极地促进国外跟国内市场互动的可能性。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年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比如世界上一些贸易伙伴会调整来调整去，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回旋余地，有自己的韧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几年的贸易实绩已经表现了这种情况。包括打压我们的美国，即使有了贸易战，但美国的市场主体下订单，选来选去，最终很多订单还是放在了中国，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说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实际上可以也应该继续对接双循环，继续对接全球市场。
贾康：欧美在应对通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套路，美联储现在非常坚定地要转换原来的取向，现已进入了加息通道。其实美联储早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情，前面曾屡屡放风出来引导市场预期，现在则已经正式出手。对于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会上升，加上我们有自己的路径依赖，这会是一个考验。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来应对压力，除了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释放潜力之外，还要考虑到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当前新的一轮疫情在珠三角、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于今年发展形势何去何从，要密切跟踪关注。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否认形势的严峻性，今年两会在设定5.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时，还没有如此确认的长三角的严重冲击波。所以，接下来，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帮助企业特别是大量小微企业抗寒过冬的办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要积极地考虑援引1998年预算调整方案的先例，给宏观调控、扩大内需和结构优化方面加力，通过扩张力度的加码和结构优化，更好地掌控当前的局势，既应对今年的特殊问题，又给未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增加我们长久发展的后劲。
再有，在抗疫方面，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动态清零的路径依赖，不能简单地照抄国外群体免疫的作业，那么我们就得不断地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动态优化我们的技术路线。我注意到，现在从钟南山、张文宏、高福，到一些卫健委的同志，再到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他们已经在探讨中间有一种口风，即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还要有动态优化，大的取向是逐步放松。这就要有各地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渐进地弹性化的处理过程，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总是搞那种极端化、一刀切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贾康：我们去年就在盯大宗商品市场，包括原材料、能源产品价格上升的影响，中国有一些上游企业已经感受到压力了，但是由于有种种的特殊性，下游企业目前还相对平稳一点儿。或者，也可以解释为上游的高价格在产业链中间被很多中游厂家消化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产业链上游的价格上涨，完全靠中游消化并不是长久之计，未来是否会有进一步的传导过程，消费品价格是否会由于前面的成本推动压力上涨，这不得不防。
那么，怎么抵销和防范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当前整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经济偏冷，所以物价上涨对全局来说，它还不是特别突出的问题。（除了上海疫情期间，一些人发国难财，哄抬物价，那是管理问题了。）一季度数据显示，我们经济增长只有4.8%，目前来看二季度要想高于一季度比较困难，这样下半年的增长就必须至少达到6%，这样才能实现年初5.5%的经济增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防通胀压力传导到CPI（消费物价指数），另一方面还要给整个经济升温，升温似乎要比防范物价在后来的翘尾巴，还要更紧迫一些。
贾康：我觉得处理得好，应该是会从短期到中长期见到效果的。这就需要让企业能够在预期方面感受到政府真心实意地保护产权，要推进企业负面清单的完善化，同时要约束政府自身的行为，消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减少交易费用和不良预期。政府如果实实在在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进步，现实中就会助长企业按照长期行为来考虑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力和潜力会跟着释放。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央发布“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这一文件，在当下和未来都有着重大意义。《意见》在复杂的局面之下，实际上包含着指导整个市场环境的规范化，有利于企业改善预期，形成长期行为取向，既可以在当下应对短期的冲击，更是在中长期使我们的企业吃下定心丸，特别是使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进而形成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现代化的持续动力。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光明日报
2022年1月27日，《“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一体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和效能提升，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市场监管是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公共利益，依法采取的用以规范、制约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总称。《规划》的出台是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一件大事，不仅涉及各个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和相应的政策研究机构，还涉及领域广泛的微观市场主体。
强调市场监管的“大监管”方向
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规划》明确提出了大监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可以从2021年12月17日即《规划》公布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中得到说明。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着力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理清责任链条，提高履责效能，严肃问责追责。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职责，相关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管责任，地方政府要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企业要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对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的监管事项，要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完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要统筹推进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金融监管，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上述表述，可以认为是对《规划》提出的大监管概念的具体解释。概括地说，大监管不仅涉及的监管内容广泛，而且涉及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重视市场监管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作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有助于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市场监管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至少具有如下作用。
第一，克服市场的不完善性。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具有不完善性，市场不完善的一个后果是市场失灵，传统的市场监管理论就是以市场失灵为基础论证了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现实市场中，当市场参与者出现欺诈或反竞争行为时，市场就会出现失灵；当不完全信息导致市场出现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时，市场也会出现失灵。市场失灵显然与统一大市场的要求相悖。市场监管作为一种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和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市场经济实践。市场监管可以根据不同市场的具体情况，及时作出针对性的规制，以保障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功能的充分发挥。世界各国的市场监管实践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监管制度的责任就越大。
第二，有助于确立市场竞争规则。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后果。竞争的积极作用，是对微观经济主体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竞争的消极后果，表现为优胜劣汰过程中会使生产和资本趋于集中，超过一定限度的集中可能会导致垄断，而垄断会排除和限制竞争，阻碍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竞争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削弱竞争作用的发挥。竞争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有利于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促进各市场主体的正当交易、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的市场秩序，为竞争的开放、统一和有序扫清障碍；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优胜劣汰机制的实现提供社会基础。显然，这些都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竞争规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护正当竞争，反对或禁止不正当竞争；二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第三，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兴衰、生产要素聚散、发展动力强弱，这些都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素。市场监管水平高，意味着有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进一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2019年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2020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优化营商环境涉及领域广、部门多，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监管部门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刻转变政府职能，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改善市场环境、提升政府政务服务质量、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强化法治保障等方面持续加以推进。
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特点和新挑战，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部门必须聚焦市场运行中的各类问题，着力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其中应注重把握好以下关系。
一是把握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市场得以有效顺畅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市场秩序表现为“活而有序”。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会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要么市场活动很活跃，但违法、违规活动大量存在；要么市场监管严苛，但过于死板，市场不活跃，死气沉沉。为避免这两种极端情况，监管机构应适时对监管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及时作出合理调整，努力使市场监管工作形成“活而有序”的局面。监管从本质上说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施加的约束和规范，有松和紧、宽和严之分。理想的监管应该是有效监管，其特征是松紧适度、宽严适中，既要防止监管过于宽松，流于形式，也要防止因监管过于严苛使被监管对象，即微观经济主体，丧失了发展活力。
二是把握好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关系。在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垄断领域，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考虑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关系。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前者指现有资源能够提供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总量，后者指生产者能以最少资源和*成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动态效率则与技术进步、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绩效相关联。在当代反垄断案件的调查中，特别是在互联网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中，当事企业的一些行为可能既涉及静态效率，又涉及动态效率，在某些情况下，基于两种效率的判断或评估结果可能会是相反的，这时就需要监管部门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考虑，必要时需要请专业人员对相关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细致科学的评估，作出合理决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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